格林布拉特与新历史主义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以新历史主义的倡导者和领军人物这一身份为世人所知，他本人的学术生涯与新历史主义的发展也难以分开，甚至某种意义上而言，格林布拉特就是新历史主义的代名词。1982年，格林布拉特为《文类》（Genre）杂志的一个文艺复兴研究的专刊号编选了一组论文，并为之撰写了导言，这标志着新历史主义的开端。随后，格林布拉特与斯维特拉娜-阿尔珀（Svetlana Alpers）以及由十三位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创办了旗舰期刊《表象》（Representations）成为新历史主义宣传阵地。1980 年，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出版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一书： 这本书引起了巨大轰动，成为新批评的座右铭。随着新历史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新历史主义的研究中，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包括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路易斯-蒙特罗斯（Louis Montrose）、凯瑟琳-加拉格尔（Catherine Gallagher）等。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是70年代末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萌芽的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可以说是对形式主义批评和 “旧 ”历史主义的彻底反击。他们反对形式主义只关注文本内部内部研究，从单一的语言，结构或者修辞等内部入手来进行文本分析；同时他们也反旧历史主义把历史当做一种既定事实，把历史当作是绝对客观的事情，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新历史主义者致力于恢复文学研究的历中维度,把注意力扩展到被形式主兴忽略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即将一部作品从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非话语实践的关系之中。这样，文学作品、作品的社会文化语境、作品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作品与文学史的联系,就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因素和整体策略。同时新历史主义打破旧历史主义“自我封闭状态” ——“所谓的历史也只不过是一些历史文献资料的堆砌叠加而已，所以只存在一种被书写出来的历史，而不存在一种绝对客观的历史”。因此历史不是绝对的的而是相对的。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认为我们对对历史文本进行解读解读时，要结合解读者所处的时代环境。格林布拉特在书中写到新历史主义“同时也承认，一个人在这种阐释工作中是不可能遗忘自己所处的环境的：我的这本书清晰表明，我针对自己的材料提出的问题，而且实际上这些材料的性质，统统都受到了我向自己提问的支配。”我们从上述格氏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在对历史文本的阐述过程中存有一种当代性立场的问题，他将文本的解读与自己的真情实感联系起来，将“历史-文学”的二元对立被打破了，两者的边界变得模糊。历史通过文本的形式再现，但这种文本呈现方式无疑会受到主流意识以及权力压制的影响导致无法将事情的真相完全还原。同时，作家在文学文本创造中不自觉的会受到政治权力或者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作家的个性、作家的人格、作家的创作目的、作品的流通等等因素的影响。文学文本参与了权力结构的构成，而社会权力结构、意识形态因素又规制了文本的潜在意义，所以，文本与社会能量是双向交流、多次往复形成的。这种文本与历史的关系后来被蒙特洛斯(Louis A. Moatrose)归纳为“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在蒙特洛斯看来新历史主义的目的之一是重新描述文本与产生文本的文化制度、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政治权力结构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探索文本的政治与权力因素。因为任何作家在创作的时候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必然是各种权力机构及其话语控制与影响的产物。格林布拉特也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权力无处不在并且权力会影响到人的意识形态，很明显这是受到了福科权力思想的影响。米歇尔·福柯认为，权力是随处可见的，它是由多重力量的关系构成的，而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由上而下的关系。同时“福柯的权力观不仅包括了压制性和生产性，也包含了控制、利用、颠覆与包容。”格林布拉特对福科的权力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演化，他认为权力是一种社会权力结构形式他会对个人产生影响；并且权力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并不容易被大家所察觉。格林布拉特将历史与权力关系和文本性相为联系，试图发掘历史深处那些被湮没的和被边缘化者的历史。

何为“自我塑造”

从古至今关于自我的问题就受到大家的热烈讨论。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曾提出认识你自己的格言，成功的讲将哲学的关注点从自然转向了人类，人的理性和价值得到了肯定；柏拉图继承发展了苏格拉底对人性的关注，提出了人性三分说。到了近代，人们对“自我”的探求仍在继续。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康德提出了具有人本主义的先验自我。面对众多关于自我问题的回答，结合后现代这一历史背景，格林布拉特对自我塑造做出了新的回答。“塑造（fashion）”有着两层含义。造一种指人的外在形象的塑造：如母亲“塑造”了婴儿的实体，这是一种看得见的实质性塑造；另一种指某种内在形状的获得，

比如“独特的个性、对世界的独特回应、前后一致的认知和行动模式。”这种内在的“塑造”其实是一种根本性的塑造革命。而格林布拉特主要想探讨的“塑造”便是这种，他试图探讨人在社会中个性的形成过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形塑：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一书的导论中便指出，他之所以要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是因为“在16世纪，似乎出现了一种不断增强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把塑造人类身份当成一个精巧的、可操控的过程。”而且这种自我是能够“塑造成型的意识”。最能代表这一变化过程的无疑是大变革时代中的社会精英，因此格林布拉特选择了文艺复兴时期六位杰出的英国作家莫尔、廷代尔、魏阿特、斯宾塞、马洛和莎士比亚来进行研究。但是，像独特的个性和个人的认知这样无形的东西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呢？格林布拉特认为，“自我的塑造是一种自我和社会文化的“合力”所组成。主要表征为 a.自我约束，即个人意志权力; b. 他人力量,即社会规约,精英思想、矫正心理 家庭国家权力; c.自我意识塑造过程，即自我形成 (the forming of a self) 的内在造型力。而“造型”(fashioning)本身就是一种本质塑形改变和变革。这不仅是自我意识的塑造，也是人性的重塑和意欲在语言行为中心表征(representation)（王岳川，1997:26）。”我们可以发现格林布拉特所认为的塑造不仅有自我的因素，还受到社会上其他因素的影响，这其中包括特定的时代、环境和一系列不受控制的外部力量。而“塑造”的结果不仅仅是自我意识的塑造，更是社会之间各种权力相互作用产生的影响在个人身上的体验。因为文学与社会、历史是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人们对自身性格的塑造，被外在力量所控制，而努力改变他人性格的动机最终表现为一种 “权力"。自我塑造最终成为复杂的权力控制机制。在福柯看来尽管一个时代的主流话语实践产生并规范了人们的行为，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行为与主流话语体系并不一定完全吻合。这是因为人人都是“权力”的主体 人人又都是由“权力”构成的。权力构造个体，个体同时又是权力的工具。尽管主流意识形态规定压制着人的思想但这种压制与人们真正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差异，统治者不断的的想控制，人民不断的想挣脱这种权力的控制最终在这种对抗中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

莫尔的“自我塑造”与“自我取消”

莫尔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人文主义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1529年，年仅30岁的莫尔被授予大法官的职位，权倾一时。他既是亨利八世的贴心知己，又是朝堂上不可一世的大法官。但作为天主教的忠实信徒，他拒绝宣布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导致了与亨利八世的关系急剧下降。1532，已经引咎辞职的莫尔拒绝承认，已经转向新教亨利八英国教会领袖的地位，由此为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最终在 1535 年被砍头示众。通过分析莫尔的生平以及代表作，格林布拉特认为，在莫尔身上同时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即“自我塑造”与“自我取消”，这两种概念都对莫尔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格林布拉首先通过分析霍尔拜（Holbein）的名画《大使们》(The Ambassador)，引入了莫尔身上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概念。画面描绘了大使让 •德•丁特维尔（Jean de Dinteville）和他的朋友乔治-德-塞尔维（Georges de Selve），以及桌子上的一些与文艺复兴相关的摆件：地图，书籍等。但实际上，在画的中央有一个模糊的影子。专家指出，这是一个象征死亡的骷髅头。这个骷髅头被画家们从另一个角度、以另一种比例体现出来。如果你想看清这个头骨，就必须改变画面的角度，仔细观察。头骨作为非人的异类产物恰恰又是该幅画技艺高超的象征。因此，在同一幅画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自我矛盾”、“自我抵消”的形象。如果想看清头骨，就必须扭曲甚至彻底抹去人物形象才能看清。而莫尔的日常生活、代表作和写作技巧就像《大使们》这幅画一样都充满着“自我取消” 和“自我塑造”这两种矛盾。这两种观念的在莫尔身上难解难分，最终使莫尔成为一个“有野心也有讽刺意味的消遣，有好奇也有厌恶。他似乎正在观看一场虚构的演出，他同样被整个表演的不切实际和它强加给这个世界的巨大力量所吸引。”  

在格林布拉特看来，在写作手法上莫尔偏爱戏剧隐喻这一写作技巧。这是因为莫尔一方面将生活本身视为一个舞台，自己不断的在上面进行戏剧表演。戏剧隐喻的手法恰巧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个角色，像戏中的一个角色一样生活，不断即兴更新自己而且永远意识到自己的不真实性。”而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他又通过戏剧隐喻将公众生活戏剧化。通过戏剧隐喻，莫尔在评价世界的同时，也以演员的身份参与到戏剧中，最终成为自己参与世界的方式。“如果说戏剧隐喻表达了他内心的疏离感和对伟大人物行为的观察，那么它也表达了他自己参与社会的方式”。因此，他随时随地即兴创作，但同时又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这种生活方式最终掩盖了文本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局限。他是虚假的，因为他的自由生活方式让他总要扮演不同的角色；他又是真实的，因为他梦想摆脱这些身份，摆脱这种被创造和编造的生活。“用即兴表演的方式过生活的一个明显后果就是真实的范畴与虚构的范畴混在一起了。历史中的莫尔是一个叙述的虛构。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以被插人戏剧中的角色的身份生活，不断即兴地更新自己,永远意识到自己的不真实。”这就是莫尔的状态：莫尔对自我戏剧化保持清醒意识的同时，却又无比渴望抹去被这样塑造的自我，这种自我矛盾的情感相互纠缠最终塑造了莫尔。

莫尔的这一复杂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取消”的矛盾特征同样体现在他的著作《乌托邦》上。文章从两个人物--莫鲁斯和希斯洛德鲁斯--之间的辩论开始。前者是他公开的自我--真实的，但代表了一种顺应戏剧的虚构。另一位是虚构的，但直接表达了莫尔的内心感受，代表了真实性。莫尔通过这两个人物表达了他对自我和政治的不同看法。这两个人物代表了莫尔的不同侧面：他的宫廷生活和个人生活，他的公众形象和私人形象，两者相互矛盾。“他作为自己塑造的角色参与世界，而他又认为这种角色扮演是不真实和疯狂的”。莫尔尝试构建一个完美的世界，一个取消了私有制，群体之间团结友爱，人人平等的世界。这个世界与他他所身处的充满奢靡、混乱的现实完全不同。与莫尔强烈的个人属性和私人性不同，他所构想的乌托邦却是一个强调秩序和公共意识的世界，私人的属性被完全取消，大家对整个社区有强烈的归属感，这正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所极力反对的。乌托邦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统一体，存在着无数矛盾。其最大的矛盾在于作为一个虚构的世界，乌托邦却要依赖纸质这一实体存在，“依赖于用印刷的书页将创作时的相互矛盾还原成永远一致的机械复制，依赖于它清除作者之手进而允许他以虚构角色被重新引人，依赖于抛弃寓言和模仿而转向扑克脸般一本正经且不带褒贬的活字字范”。同时莫尔有意将全书分为两个部分，以展示两个世界相互对立又可以相互抵消的各种矛盾。

作为英国的大法官的莫尔身处权力的中央，但对于多重权力给他带来不仅是荣耀也有苦恼。而乌托邦便是莫尔为自己构建的隐居城堡。他通过写作来建构自我、追求自我、确立自我。然而在真实的政治生活中，莫尔却不断消解生活的真实性。在真实的生活中莫尔意识到他的这一角色所存在的潜在冲突：他既是信奉新教国家君主的顾问，但同时他又坚信所有力量最终来自普世的天主教会而不是君主赋予。因此一旦国家与信仰之间产生冲突，莫尔的自我塑造无法调和最终只能屈服于君主的权力完成自我取消。

廷代尔与怀特的“自我塑造”

与极力维护天主教甚至不惜献出生命的莫尔不同，廷代尔则是新教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和领军人物。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俗语版《圣经》的翻译与印刷。在俗语版圣经出版之前，《圣经》的翻译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民众对圣经的解读只能依赖牧师和传教士的口头交流或者阅读带有极强个人主观的书籍，《圣经》的解释完全受限于天主教会的权力。而俗语版《圣经》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垄断，普通人也可以阅读并读懂圣经，因为其并不是为服务于口头言说而存在的。印刷文字更是确保了圣经的解放，它有种绝对性 、完整性以及不可变更性。与手抄不同，印刷可以生产数量相对较多、且事物不再是被现的而是以原来的形式呈现，可以传播到远离作者和印刷商地方的地方，从而可以拒绝服从仪式化的口头交流。“对于宗教改革者来说，基督教徒取回(repossession）圣言的关键是《圣经》的英文印刷版。在机械时代下通过机器印刷，手写带有个人观点的可见标记不复存在在这个层面上印刷术刷是一种去人格化 (depersonalization)。印刷机确保了圣言的解放无可逆转。没有当权者能够阻止圣言的传播。这些赋予印刷书籍一种塑造的权力。”格林布拉特认为，通过对圣经的认同，廷代尔取得自我身份，因为在他看来，《圣经》“《圣经》的英文印刷版是一种权力的形式 (a form of power)。它被赋子这样一种控制、引导、训诫、以及惩罚的能力，这些权力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教会冒称自身拥有的能力。”然而尽管印刷术的圣经将人们从中世纪对人内在的控制性机制中解救了出来，但也塑造了像贝姆纳这样的极端分子。廷代尔深知自己处于天主教会权力的统治之下，但是他拒绝妥协服从。他的著作《服从》也明白、即使在最私密层面上，个人身份的塑造既依赖于世俗权力的制度模式和宗教教义，也依赖于相关的公共概念，但它拒绝向上帝的代理天主教进行服从，而是直接服从于更高的权威-上帝。这也表明了他对天主教会的反叛与斗争。

廷代尔与莫尔像是两个水火不融，相互对立的角色。不像莫尔那样有权有势从一开始便是多个头衔加身，廷代尔从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开始,直到圣经的出版才开始有名气；不像莫尔热衷于“真实的戏剧”， 廷代尔厌恶这种戏剧性，因此他拒绝世俗牧师的代理，要求与上帝与真理直接沟通。廷代尔对无论是天主教的权威还是其代理人的权威都充满鄙夷。但如莫尔，一样廷代尔的行为本身也存在矛盾。一方面他臣服于圣经的绝对文本中并依赖于人心灵的内在力量来与天主教进行对抗，但廷代尔把这种心灵的内在状态归结于外在力量的作用。他的自我同莫尔一样，是私人性与权威相互分裂的产物。对天主教的权威进行挑战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圣言将神学上的自我塑造与世俗的自我塑造长期分离。在格林布拉特看来，无论是莫尔还是廷代尔都在“更尽力地寻求控制的新基础，比他们帮助摧毁的那个更强大、更完全的基础。他们寻求安排自己的生活，以及所有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他们竭力推翻想象和一切有悖于上帝的知识的高雅事物，把一切思想都限定在对基督的顺从里”。无论廷代尔还是莫尔，终其一生都受到宗教权力的束缚。尽管他们都以反叛者的面目出现，但是他们却在以另一权威来反对现存权威的过程中，反而证明了权力和意识形态对于塑造人类自我身份的不可避免性

与莫尔与廷代尔不同，怀特生活在一个完全世俗的环境中，他的主要成就是翻译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和《旧约》中的《诗篇》，他另外还写下一系列讽刺诗和抒情诗。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研究者而言，怀特的诗歌充满了个人情感的表达，极具个性。相比莫尔在宫廷生活与私下生活之间的撕裂，怀特试图通过乡村生活与宫廷生活的对比来表达他对权力的看法：“权力的本质是通过强制使用遭系统化曲解后的标准，让人无法清晰地掌握任何类型的规划”。格林布拉特将怀特的诗歌放回到他在亨利八世宫廷中的廷臣生活以及外交经历，解释怀特如何在翻译和创作中塑造他对权力、性别以及内在性的看法。他认为，比起莫尔和廷代尔，怀特更纯粹地依赖世俗权力，他正是在世俗权力中塑造身份，在宫廷竞争中通过诗歌建立现实性、男子气、个性以及内在性，并且怀特的诗歌虽然以个性著称但无可避免的也会有社会规范的痕迹。正如格林布拉特指出：在怀特身上个性并不具有一个由语言习惯、社会压力以及宗教和政治权力的塑造力量造就的特权领城。尽管怀特想要即离否认来自绝对君主作为教会和国家首领的权力的压迫，但他无法违背权力和权力所利用的习俗来塑造自己。

通过分析怀特的讽刺诗和忏悔诗我们可以找到怀特的自我塑造与诗歌的关系。“尽管忏悔诗和讽刺诗都自觉地表达了〝真实的”自我、剥去了伪造和堕落，我们仍然碰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前者由“服从”（submission）产生，而后者则由“否定〞(negation）”两者之间的对抗更倾向于一种相反的表达。忏悔诗表达了痛苦、原罪感以及信仰，讽刺诗则表达了与自我辩护的对话。当忏悔诗渴望通过服从上帝的统治来终结孤独的自我，讽刺诗则主张减少、放弃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 但无论讽刺诗还是忏悔诗都与权力密切相关。神圣力量对淫乱的性的压制，产生了忏悔诗的内在性。强加的世俗权力同样催生了因忏悔而产生的内在性。怀特在翻译《诗篇》时，遭到两次宗教政治责难。因此在《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怀特不仅宣扬权力的力量，还将这种力量提到，“更高〞的层次——超越世俗权力。讽刺诗人攻击的大多数邪恶包含了自我审查、欺骗、神秘化等其攻击的力量在于宫廷的权力下不可避免会遭到曲解。。忏悔诗代表了相比莫尔，尽管怀特更接近于世俗生活，但怀特的自我塑造还是不可避免的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他的诗歌技艺也在险恶的宫廷生活中得到锻炼

结语

无论是怀特莫尔还是廷代尔都无法独自的完成个人塑造的过程，其个人塑造必会与各种权力紧密相关 “极度个人化的时刻一—遁人自我的黑暗痛斥不断恶化的罪过，独自努力与神和解-都与这个时期巨大的公共危机、宗教教义和权力本质交织在一起。个人的自我塑造总会受到世俗各种权力的规范与约束。通过观察上述几个人的自我塑造，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莫尔、廷代尔、还是怀特他们的他们的自我塑造都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并且作品与中都表现出作者本人和作品的直接关联；莫尔、廷代尔以及怀特想要在外部权威以及内在个性之间取得平衡的努力，他们在对权威的反叛和妥协中意识到自我身份的强烈被塑造性，并且努力去塑造和控制这种身份。尽管个人的自我塑造收到当时所处的权力，宗教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但并不是但并不是只受主导思想影响。特定时代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都并非必然地成为作家和人们实际生存方式中的主要方式。尽管整个权力话语体系规定了个体权力的行为方向 ,但规约强制的话语与人们尤其是作家内在自我不会完全吻合 ,有时甚至会在统治权力话语规范与人们行为模式的缝隙中存在彻底的反叛和挑战。通过格林布拉特的分析我们也会发现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并不是简简单单回到文本所处的历史对其进行解析，而是结合批评家所处的时代赋予历史新的解释。因此我们不能割裂历史处境将其孤立的看待而要与当时的时代以及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进行紧密结合进行分析，要将文本的历史分析刻上属于我们时代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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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P354

²贺未楠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思想研究 山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21； 17

³吴明波 李三达译 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时期自我造型〉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⁴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批判》，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156页。

⁵邱岚.格林布拉特诗学思想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198.

⁶格林布拉特著，吴明波、李三达译，（2022）《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5页

⁷格林布拉特著，吴明波、李三达译，（2022）《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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⁹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3期 ：26

¹⁰许勤超，刘昱君.历史与权力——新历史主义莎士比亚批评述论[J].戏剧理论纵横 2008年3月2：90

¹¹格林布拉特著，吴明波、李三达译，（2022）《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17页

¹²Stephen Greenblatt.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0：31.

¹³Stephen Greenblatt.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0：29.

¹⁴格林布拉特著，吴明波、李三达译，（2022）《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40页

¹⁵格林布拉特著，吴明波、李三达译，（2022）《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46页

¹⁶格林布拉特著，吴明波、李三达译，（2022）《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71页

¹⁷格林布拉特著，吴明波、李三达译，（2022）《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19页P119

¹⁸格林布拉特著，吴明波、李三达译，（2022）《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21页

¹⁹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P23

²⁰Stephen Greenblatt.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0：114.

²¹格林布拉特著，吴明波、李三达译，（2022）《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62页P 162

²²格林布拉特著，吴明波、李三达译，（2022）《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49页 P149

²³格林布拉特著，吴明波、李三达译，（2022）《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58页

²⁴格林布拉特著，吴明波、李三达译，（2022）《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48页

作者简介：王雅琪，2000.3.1，女，汉，山东烟台，硕士，英语语言文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