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理念是是品牌在精神层面的体现，一个强势的出版社品牌，必须有明确、鲜明的出版理念，这一理念是出版社的导航仪，是作者写作的方向，是读者对出版社定位的认知。在中国出版界，具有鲜明的标志性出版风格的出版社是不多的，三联书店就属于其中的凤毛麟角。三联书店是一家有悠久发展历史的著名出版社，它的前身是邹韬奋、李公朴、钱俊瑞等人在三十年代创立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1948年，三店在香港合并，正式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被并入人民出版社，1986年，恢复独立建制。

一、“三足鼎立”的前三联时期  

19世纪末，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许多有识之士奋勇而起，通过各种手段呼吁民族团结，抗日救亡，自1932年开始，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先后应运而生。尽管三家出版社成立时间各有先后、诞生的条件和发展特色各有不同，但在民族危亡的动荡年代，都肩负着党的出版重任，战斗在国民党的高压下，都有着一致的目标，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推动社会进步、谋求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作为党在国统区宣传的主阵地，三家书店不仅仅承担着出版红色书籍的任务，还担负着为群众活动编制印刷品、作为沟通联系点等重任。

1940年，面对国民党的蓄意打压，在周恩来等人的指示下，三家书店保留总店的牌子，留下骨干力量坚持斗争，继续出版事业；分出一部分力量，在各地继续开办分店，改换店名，继续斗争；与友好人士合作，用作掩护，出版实用性书刊、开办门市。同时可以开办副业，以保存实力，赚取资金。在这一指示下，三家书店的真名好像都变得模糊了，各色各样的化名层出不穷，三家书店就像患难与共的兄弟，以各种手段来防御国民党当局的打压，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三家书店的联系日益密切，是走向联合的开始。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重庆三家书店的门市部首先实行合并，人事方面完全组成一个班子，正式开始用“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联书店”这一名称。1948年l月26日,在香港正式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临时管理委员会，同时成立了三联书店总管理处。1949年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迁到北京。至此，三家在党领导下共同奋战的书店正式走到一起，继续肩负着党的出版重任。

据不完全统计，在1932年至1948年的十六年中，三家书店共出版书籍2800多种，其中期刊40多种。出版书籍的内容非常广泛，但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方针政策的图书为主，也有不少中外文学名著。期刊内容则大多与国内外形势紧密结合，在宣传抗日救亡、反对专制独裁中起过重要作用。

在1948年三店合并后的两年间，三联书店主要着力于出版方面的整顿，一方面是整理出版过去三店的出版物，先后整理出版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著）、《价值、价格与利润》（马克思著）、《大音乐家及其名曲》（居甫著）、《双城记》（C·狄根斯著）、《简明中国通史》（吕振羽著）等各类读物360余种；另一方面是出版两个刊物和两套丛书，即《学习》月刊和《科学技术通讯》月刊、“青年文库”和“新中国百科小丛书”。

二、并入人民出版社过渡时期 

1951年，随着出版单位的调整，三联书店被并入新成立的人民出版社，成为人民出版社的附属品牌，极大的挫伤了有“红色堡垒”之称、具有坚毅品格的三联人的积极性。1954年，经过宋乔木、陈原等人的努力，三联被批准设立自己的编辑部，下辖地理、外国历史、中国历史等六个编辑小组，编制上虽仍归属人民出版社，但有独立的编辑方针与计划。马列类书籍的出版由人民出版社完成，而三联仅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出版非马列类和马列运用尚不成熟的书籍。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三联编辑部又停止了活动。

这短短的三年，是三联书店转型的开始。从这一时期开始，三联书店出版物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学术基因开始植入。1955年初，由陈原负责、戴文葆和史枚两位编辑制定了“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规划”，据此出版的第一部译著即为黑格尔的《小逻辑》，随后又出版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以及许多前苏联学者的译作。同时还出版了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张荫麟的《中国史纲》、邓之诚的《桑园读书记》等原创学术性著作。

1979年，《读书》杂志创办。发表“读书无禁区”等有重要影响的文章，推进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新启蒙时代标志性的口号和文化知识界的“集体记忆”，同时，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文化著作，极大的丰富了陷于精神饥渴多年的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促进了当时的文化复兴。《读书》杂志的品格也由此定型，《读书》也成为近三十年来数代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在这一时期，三联书店的出版物主要有两大部分：其一是“大作家的小作品”。这期间，三联书店出版了《傅雷家书》（傅敏编）、《乡土中国》（费孝通著）、《三松堂自序》（冯友兰著）、《干校六记》（杨绛著）以及多卷杂文家专集。其二是译介西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优秀成果。《异端的权利》、《欧洲文化的起源》、《夏洛蒂•勃朗特书信》、《人类群星闪耀时》等畅销一时的图书共同构成了三联书店的“文化生活译丛”。

三、独立建制后的大发展时期   

1986年三联书店从人民出版社独立出来，恢复了独立建制，成为一家出版文学、艺术、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哲学等人文社科类图书的综合性出版社。

这一时期的三联书店制定了更为明确的发展目标，在坚守学术性出版风格的同时，扩大读者群，发掘新的渠道吸纳不同层次的读者。

恢复独立之后，三联书店团结了一大批中青年译者，首先推出了以《悲剧的诞生》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丛书，该丛书作为文革后首批出版的西方现代学术名著，在当时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三联书店开始有意识的扩展自己的读者群体，在出版面向中高层读者的图书的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蔡志忠中国古籍漫画系列”、“中华文库”等均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在后来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主两翼”的发展战略，“一主”即以学术文化出版为本位为中心，确保三联的出版文化品牌。“两翼”即以三联分销店的形式建设通道，确保三联出版物渠道的通畅，培养自己的忠诚读者；建设以《读书》、《爱乐》（1993年创刊）、《三联生活周刊》（1995年创刊）和《竞争力》（2002年创刊）等为主干的期刊群，丰富三联文化，培植各个层面的作者和读者，为三联的全方位发展和增长做贡献。

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三联书店在不同层面推出了相应的读物。在学术层面，三联的译丛开始与世界最新思潮同步，组织了以问题性、前沿性和经典性为主导的译作系列“学术前沿”，其中萨义德的《东方学》（1999年）是“全球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此外，还出版了以青年学者的原创学术著作为核心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又精选重要学者的专著成集（陈寅恪、钱钟书、黄仁宇、钱穆等），使原创专著与译著相辅相成，共同推进。通俗读物方面，仍秉承“出版一流读物”的原则，引进了“金庸作品集”，为广大读者带来了一个包含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武侠世界。同时，“乡土中国”系列，“建筑二十讲”等图书系列也引领了“读图时代”的潮流。

21世纪的三联，同样以它独特的思想性和前瞻性出版学术性著作，以生动的形式介绍近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新的知识成果，使读者在愉悦的阅读中获取新知，开阔视野，领悟和体会隐藏其中的理性精神和科学规律。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三联书店都坚持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文化的立场，秉承“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将“人文精神，思想智慧”这一出版理念做到了极致。70多年以来，三联书店以其出版高品位的人文科学专业图书和社会科学的译著图书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品牌，受到读书界的广泛尊敬，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季羡林曾在《我心中的三联“店格”》中写道：“我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经过了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把我心目中三联书店的‘店格’归纳为八个字：清新、庄重、认真、求实。”“这个‘格’决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地形成的，而是要经过长时期的培育和酝酿才逐渐被广大群众所接受的。”季羡林的这一评价是对三联书店“人文精神、思想智慧”更高的褒奖。

参考文献：

[1]  刘大明.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历史道路——纪念生活读书新知书店成立六十周年[J].出版史料.2008.

[2] 《十年: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三联书店，2005．

[3] 徐伯昕．三联书店的创建与发展[J]．文史精华，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