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京江画派”张崟、张深父子的诗歌创作——以上海图书馆馆藏《逃禅阁诗集》《悔昨斋诗录》为例

期刊: 文学研究文摘 2024年第3期 DOI: PDF下载

黄博杰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200030

摘要

京江画派是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约1736—1850)活跃于江苏镇江地区的画家流派,主要以镇江本地山水风景为描绘对象。他们标榜“吾润画家,家自为法”,在当时绘画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种有着地域特色的绘画流派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同时,画派中画家的精神动力与文学创作往往遭到忽视。他们中间亦有人留有诗文集传世,文学造诣颇深。本文旨在以京江画派开创者之一张崟以及其子张深的诗集《逃禅阁诗集》《悔昨斋诗录》两种为底本参考,探讨两人的文学创作,以及其作品中表露出来的艺术特色。从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可以了解他们的精神动力与内在诉求,寻求地域特色、绘画风格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为其文学作品找到合适的定位,同时也使更多的文学研究者注意到这类被书画成就的光环掩盖下的文学创作者们以及他们的文学成就。


关键词

正文


一、京江画派与张崟、张深

(一)京江画派

京江画派是清代中晚期活跃于镇江的一个画家群体。京江,即江苏省镇江市的旧称,镇江自古有“宜”、“谷阳”、“丹徒”、“京口”、“润州”等称谓,从北宋时期设润州为镇江府,故得镇江之名,所以京江画派又称丹徒派、镇江派。京江                                                                                                                                             画派成员大都是镇江本地人,以张崟、顾鹤庆、潘功寿、周镐为代表,多以本地自然山水为描绘对象,对所见真山真水予以真实地再现。“京江画派就是一支视‘师造化’如生命的画派,他们将‘师造化’落实到自己家乡的真山真水,把‘师造化’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灵魂,从而创作出有别于其他画派的‘实景山水’,确立了京江画派所独有的艺术风格。”[1]“师造化”便是不泥古、大胆革新,所以京江画派主张“吾润画家,家自为法”,形成了“以气韵见长”“落笔浓重、展卷了然、望而知为京江人”[2]的艺术风格,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清道光之后,由于受到侵略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等战争的影响,镇江的世家文人多迁江北,京江画派渐告消散。但此画派在当时使人耳目一新,被多数时人所认可,也推动了绘画艺术的发展。

 

(二)张崟生平

    张崟作为京江画派的领军人物,创建并发展了京江画派。张崟(1761——1829),字宝岩,一字宝厓,号夕庵,別号且翁、夕庵居士,晚年又号城东蛰叟、观白居士等,以夕庵号行世。祖籍江西,明代嘉靖年间迁居鎮江。嘉庆庚午年(1810)举人。画家张自坤之子。張自坤(1732——1791,字此亭,号承天),善书画,好收藏。及去世后,其子张崟为其整理诗作,题为《颐斋仅存草》二卷。张氏家族继承祖业张升大布庄富甲一方,为家族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张自坤常在家中开设酒会结交乡贤名流,王文治(字禹卿,号梦楼)、潘恭寿(字慎夫,号握筼)、潘思牧(字一樵,一作樵侣)、程梦湘(字荆南,号衡帆)等人经常往来,参加“澄华室”文酒之会。在诗、书、画交融的浓厚氛围中,张崟幼承家学,“君自少颖异好读书”,“见有善本不惜重资购之”,“故耆书画,善鉴别,多蓄古人真迹”[3]张崟以诗画著名京江,尤长画松,時顾鹤庆画柳,有“张松、顾柳”之誉。他还与张铉(字翊和,号舸斋)、鲍文逵(字鸿起,号野云)、郭堃(号厚庵)、茅元辂(字翊衢,号三峰)四人结社“松溪五友”,王文治有《松溪五友图诗一首并记》,其中记有松溪五友相关事宜以及京口诗坛之事。这是一个文人诗社,他们经常进行诗词唱和,探讨诗文与书画,对张崟个人艺术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其传世画作有《东山草堂图》轴、《春流出峡图》,诗词集著有《饮渌草堂集》《逃禅阁诗集》。另外由他所整理和撰写的《外集》四卷、《文集》十卷、《晴佳阁书画摘抄》、《诗人逸事》等均已佚失。

 

(三)张深生平

张深(生卒年不祥),字叔渊,号茶农,一号浪客,又号悔昨学人、退听居士。嘉庆十五年(1810)解元,授山博平,又改广东补授大埔和新宁县知县代理阳县事。以禁民械被害。承家,好吟,工花卉,尤工山水。其前期画作以花卉为主,得宋人之意,后期画作以山水画著称,颇得前人精髓。为官近30年,未曾废学,著有《悔昨斋诗录》四卷。

二、上海图书馆馆藏《逃禅阁诗集》《悔昨斋诗录》概况

(一)《逃禅阁诗集》

    上海图书馆藏清道光刻本《逃禪阁诗集》,有牌记为“逃禪阁诗集八卷”。卷首有张履道光壬辰年(1832)撰《张君夕庵传》此版本分三册,第一册收录卷一与卷二,第二册收卷三、卷四、卷五,第三册收卷六、卷七、卷八。卷首无目录。《逃禅阁诗集》共收录张崟诗作七百余首,题材繁多。主要有记游诗如《谒延陵吴季子庙》《友人约泛白云溪》;记交游之诗如《湖上访潘本山》《北郊酒楼赋呈年丈瘦生》;咏物诗如《池上新柳》《柳絮二首》《咏韭》;赠答诗如《拟韩昌黎莫辞赠年三丈》《赠白云观潘炼士》;题画诗如《题王叔明丹台春晓图》《题匠心农试砚斋图卷》;感怀诗如《自然菴坐雨忆顾子余》《遣怀四首》;写景诗如《灵岩晚眺》《沧浪亭》《华山》等。《张君夕庵传》言:“洪编修亮吉自戍所归,欲见君不得,乃从道士徐体微跡,至,一语契合,遂定交。”[4]所以是集多有与王文治、洪亮吉等交往之作,如《汪心农招陪梦楼先生湖舫小集》《陪梦楼先生偕诸子登道山亭》《饮梦楼先生寓馆赋呈》;卷三有《孟夏喜洪稚存太史过访》《邹论园水部招同稚存太史厚庵孝廉弛庵上舍公眉秀才焦山松寥阁小集分韵得江字》;卷四有《稚存太史过饮》《寿稚存先生六十》《同稚存太史北固山房小饮示石雷上人》《与稚存太史借庵长老法界楼坐雨》《八月十二日焦山放舟同稚存太史借庵方丈秋屏上人舸斋从兄翠屏洲访王柳村曲江亭分韵》《答稚存太史中秋夕饮月波臺寄怀之作次原韵》;卷五有《洪稚存先生寄书询予近况兼赠凉鞋紈扇诗以谢之》《酬稚存先生遗更生斋集》等。

 

(二)《悔昨斋诗录》

上海图书馆藏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悔昨斋诗录四卷》分为上下两册,共四卷。被南海李长荣收入《柳堂诗录》。封面有题签“悔昨斋诗录”,有牌记“悔昨斋诗录四卷”。有序七篇,序之一为道光二十年(1840)徐灝(1810—1879,字子远)撰,序之二为张履(1792—1851,字渊甫)撰於道光辛卯(1831),又有温训道光己亥(1839)仲夏序,曾釗道光十九年(1839)三月序。又收长乐刘建庚题诗,道光庚子(1840)陈起礼序,杨茂材序。有目录,卷一收古近体诗一百五十二首,卷二收古近体诗一百三十四首,卷三收古近体诗一百一十四首,卷四收古近体诗一百一首。集古近体诗兼备,包含记游诗,借景抒情,如《春郊》《北固山》《最高峰观雨》;有交游赠答诗,如《江楼夜饮赠华生》《游戒壇书赠方丈临公》;有感怀诗如《秋日杂诗八首》《江上独酌有感》;有题画诗、题辞,如《题萧照宋高宗中兴瑞应图》《题汗玉年诗稿》;有咏物诗,如《孤雁》《用寓斋古槐》;有怀古诗,是张深诗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题材,如《登石帆山望金陵怀李太白》《石门驿怀古》;还有唱和诗,如《和宋半村感见鬓边白发诗》《和石琴主人易州东潭溪青莲寺》等。可见集中收诗内容丰富,记游诗体量大,能看出张深好游历山水,如至济南有《五龙壇》,至滕王阁有《夜抵滕王阁江渚》,至广东有《丹霞山纪游四首》等,亦留有诸多题词如《题盘道寺》《题牛首山宏觉寺》等。书后有道光更子年张深自记。

三、张氏父子诗歌的艺术特色

(一)张崟诗歌艺术风格

1、浑噩沉毅

张崟在作品《秋景山水图》中提及“浑噩沉毅之气”,“浑噩”应是气韵深厚,“浑”为浑厚之意,“噩”或有让人“惊愕”之感。“沉毅”应为“沉厚”“沉郁”,笔力沉着坚定。张崟把“浑噩沉毅”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内涵,融在他的绘画中,也体现在诗作中。如《访殷嘉木江干茅屋》的前两联写景之句:“弥望尽沙田,柴门逐岸偏。寒鸦偎径树,冻鹭立江烟。”[5]江边寒气氤氲,连着沙田,茅屋立于江边,只有寒鸦栖于干枯的树桠之上……诗歌基调沉郁,但不见颓废之意,有冬日的壮阔萧瑟之美。

2、“禅”——隐逸思想

    乾嘉年间,京江地区士大夫隐逸或出家之风盛行,张崟许多交游诗友如王文治、潘恭寿相继受戒或出家。而张崟自受到“名心水与淡、万事任自然”家庭教育,性格上自然也是倾向于寡默淡然。现实中张崟自从兄张铉主掌布庄之后,家道也已逐渐没落,日常靠鬻画为生,过着隐居山林、寄居寺庙(晚年避居南郊八公五洲诸山寺庙)的生活。许多诗作能体现出他寡默的心境,如《赠隐者》:“能晦才难测,安贫品不凡。除将吟饮外,终日口如缄。”[6]由此可以看出他品行与情趣中所包含的禅的一面。其诗集的同名诗《逃禅阁》写得更有禅的深意:“酒食相知谢往还,抽身始得闭柴关。碧梧高阁无人到,隐几钩簾看晚山。”[7]其语句浅显自然,但在构思、锻字上别具匠心,借“高阁”“晚山”的清幽、闲适反衬对世俗的逃避。

 

(二)张深诗歌艺术风格——雄健高浑、苍凉激壮

    张深早期诗歌内有骨气,五言诗展现出高亢雄浑之气象,七言诗苍劲有力,以杜甫为宗,学韩愈,后学苏轼人生态度的旷达,集百家之长。徐灏在《悔昨斋诗录》的序言中赞张深诗:“茶农先生诗,早岁即以少陵为宗,宜其骨力坚定,雄健高浑,盖胚胎之先已得元气;中年后参以苏黄,出入百家,苍苍莽莽,笔亦奇肆……”[8]张履评其诗:“其诗益苍凉激壮,如鲍明远词擅边戍,元裕之气挟幽并,然要皆意兴所极,不屑屑求与古合,则犹论画之旨也。”[9]温训亦有评价:“余与子远论茶农诗大致相同,其沉郁豪迈于杜为近,其他出人唐宋,不名一家。”[10]张深有五言律诗《征衣》一首,以战争中士兵的战衣为意象,全诗如下:

    纵有千层絮,能遮几许寒。尺书缄缜密,远道寄艰难。

    瘦想腰围减,痕留泪迹干。秋风昨夜至,砧杵满长安。[11]

首联侧面反映边塞将士生活的艰辛,颔联写家书难至,颈联直接将士的思乡之情,尾联通过“秋风”“至”的环境氛围烘托,砧杵作响,捣衣声渐渐,妇女们开始缝制寒衣,更有游子思乡、思妇怀人之感。所以张深此诗甚有唐诗之风,值得品味。

张深善借景抒情,如《光岳楼逞眺》:“晨天气象开,初日精神足。层楼启八窗,洞达豁心目。旷哉聊摄东,千里桑麻绿。仲父昔寄令,治齐亦何促。到今风未变,夸诈以专欲。功利之所恣,下及博奕踘。青岱辟天关,黄河维地轴。吴楚赵魏韩,一一辐辏毂。纵有东海波,难洗戈鋋毒。鲁连与田横,义在斯不辱。怅望古战场,临风悲逐鹿。”[12]光岳楼在今山东省聊城市,始建于明朝光武七年(1374)。诗歌前部分写远眺之景,初日之下,远望之景壮阔浩大。作者触景生情,由今忆古,“怅望古战场,临风悲逐鹿”,这里张深所言“古战场”较可能指聊城市莘县马陵之战的旧址。战国时期,孙膑、庞涓智斗于此,庞涓战败自刎。最后一句又以逐鹿之战为对比,发登临古迹思古之幽情。

 

(三)善于用典

    张崟、张深诗作皆善于用典。张崟有《遣怀四首》,其中有“世人目我作狂态,自忖嵇康七不堪”[13],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写“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14]《秦淮夜泛》:“笙歌灯火报黄昏,杜牧多才枉断魂。画舫慢摇人半醉,左偎桃叶右桃根。”[15]诗中不仅有杜牧《泊秦淮》之景,还有张崟目中的靡靡之风,借用“桃叶桃根”展露出来,桃叶桃根为东晋美女,王献之之妾,后世借此泛指美女。张深之作《夜抵滕王阁江渚》:“偶尔帆随明月到,依然水共远天长。”[16]让人不禁联想到王勃《滕王阁序》之“秋水共长天一色”一句。

 

(四)“学古要存我”与“师造化”

    与之精湛的画技和成就相比,对于诗歌创作,张崟张深二人皆没有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没有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但纵观他们的诗歌创作,能发现与绘画风格相贯通,亦能探求一二。

     “师古人”与“师造化”的关系往往是文学和艺术领域不能被忽视的命题。张崟认为当时画坛在对前人的临摹中走向空阔而虚浮,所以更注重画家个人富于创造的个性。他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青绿山水堂幅》的跋中说:“古人谓作诗,须自成一家,不可寄人藩篱,始称作手……”又在《顾思亭广文赠读画行索画奉答》写道:“作诗不可寄藩篱,画必荆关先筑基。”[17]另外“学古要存我”,在《自题画竹》中他提到:“非桃非柳非蒹葭,臣有臣法非虚夸。作者猬起悉门外,何如我自成一家。”[18]在他看来,诗与画的共同点即在于师古以创新,师古是基础,创新是目的。所以张崟、张深诗歌不论是登临写景怀古、咏物寄怀还是唱和赠答,读罢能体会到他们深切的自我情感,非无病呻吟之作,这在当时诗坛也颇为难得。

 

结语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苏轼对王维的高度赞扬。张崟、张深兼具诗人与画家的双重身份,他能在其诗画创作中有意识地将诗画贯通使得诗画相彰,画入诗情显得更妙。张崟诗歌中的“浑噩沉毅之气”和突出的“禅宗”思想,张深诗歌所表现出来的“雄健高浑、苍凉激壮”的特色,不落前人窠臼,在清中晚期的诗坛上彰显着独特的气韵。这显然与他们精于创新、不落窠臼的努力有关,但诗歌中体现出的高雅的人生志趣与精神内涵也值得我们去关注。

 

参考文献:

[1] 张家利.张崟与京江画派[D].山东:曲阜师范大学.2015:21.

[2](清)蒋宝龄撰.墨林今话[M].清同治11年刻本,卷八

[3][4](清)张崟撰.逃禅阁诗集[M].清道光刻本,张君夕庵传

[5][15](清)张崟撰.逃禅阁诗集[M].清道光刻本,卷一

[6][13][17](清)张崟撰.逃禅阁诗集[M].清道光刻本,卷三

[7](清)张崟撰.逃禅阁诗集[M].清道光刻本,卷四

[8][9][10](清)张深撰.悔昨斋诗录[M].清道光20年刻本

[11](清)张深撰.悔昨斋诗录[M].清道光20年刻本,卷一

[12][16](清)张深撰.悔昨斋诗录[M].清道光20年刻本,卷三

[14](南北朝)萧统辑,(明)张凤翼纂注.梁昭明文二十四卷[M].明天启六年刻本,卷四十三

[18](清)张崟撰.逃禅阁诗集[M].清道光刻本,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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