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孤独处境下的文学青年——柔弱甚至病态的浪漫风情

（一）知识阶层边缘化后的郁达夫

自晚清以来，中国的知识阶层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日益边缘化，对于青年人来说，情况更形严峻，他们面临梦醒了以后无路可走的困境。青年一代朦胧地预感到新时代的来临，一方面，面临新旧思想交战、理想与现实冲突，他们渴望为自己的伤感、苦闷和希望，找到疏导的端口，另一方面，在本国“抒情言志文学”传承和外国抒情文学的双重影响下，他们情不自禁要通过写作来倾泄内心的激情。

因远渡重洋，本就心绪怅惘，又因自己弱国子民的身份过度敏感，自觉在异国被轻视贱侮，郁达夫曾在自己的《忏余独白》中提到过异乡的屈辱，此后多篇文章中也写出“自己在东京留学的日子里，看到了祖国与日本之间的差距，也想象到祖国日后富强之路要经历的磨难，有着内心的失望与无限的忧伤。”

他将自己的所感所思和亲身经历，融入到了《沉沦》。同时，在国内，诸位同人结社创刊的过程中，又遭遇了许多出版界的看低和冷眼，内心积累郁结已经不是一两日，个人表达与时代任务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不断加剧他们的焦虑感与矛盾感。所以，种种因素综合下，在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以后，创造社成员作品中多有对情绪过度渲染的主观意图，本文探讨的《沉沦》，就是这种主张和特点的典型代表。

首先，《沉沦》是一部“自叙传”抒情小说，体裁要求作者需要以抒情主人公或自身经历为原型进行创作。《沉沦》主人公的原型为郁达夫，人物经历和郁达夫的人生经历对照起来十分吻合。主人公“他”出生在一个“富春江上的一个小市”，自小在“小小的书斋里过了十几个春秋”，时局正值革命频起，“他的心思太活”且是“一个爱自由的人，对那些迷信的管束，怎么也不甘心服从”，不久便退学，后接兄长的来信，与哥哥嫂子一同来了日本，此后一人在日本留学。可以说《沉沦》中的男主形象就是郁达夫心中对自己的抽象化理解——从小接受儒家传统教育，在书斋里度过了十几个春秋，而后又上了教会中学、到日本留学，沉浸在西方的文化思想之中，但早年接受的儒家文化又无法抹去。

小说情感基调感伤、低回，并不回避甚至大量描写性意识、性场面，直接展现知识分子纤弱、自卑的内心，最终塑造“他”这个被时代推攘至社会边缘的“零余者”的形象。文本中处处可见关于情绪的书写和主观心理的刻画，“他觉得乐极了，便不知不觉开了口，自言自语地说：‘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这样地说了一遍，他觉得自家可怜起来，好像有万千哀愁，横亘在胸中，一口说不出来的样子。”待目光投向手中的书，读过几页后“又生出一种怜惜的心来”。

（二）《沉沦》主人公的他者身份

文本个体性的张扬和情绪的肆意流淌既使主人公性格、气质的独特性更为明显，又反映了当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所处境地的反应。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概念论已经失去了地盘：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不再相信存在固定不变的实体，能确定诸如女人、犹太人或者黑人的特性，生物学和社会科学将特性看作对处境的次要反应。”文本为我们提供了“他”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特定阶层的、极具代表性的典型“他者”形象。

“他”的性格中的代表部分：“Megalomania”、“Hypochondria”、“卑怯”、“怕羞”、“sentimental”，在理智/情感、概念/感觉等二元对立的等级制文化结构中，更偏向父权制传统社会给女性定义的那部分。如何界定女性，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男人对女性的界定：“女人是一个子宫、一个卵巢；她是雌的，这个词足以界定她”，“雌的”，即女性性格，与无数强加了主观意识后的雌性动物特质挂钩——“无生气的、不耐烦的、狡猾的、愚蠢的”。究其原因，中国社会权力话语“不是从女人本身，而是从相对男人而言来界定女人的，女人不被看作一个自主的存在。”，“女性”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性属，而是边缘化的“他者”、“第二性”。

二、“双性一体”的理想境地——粉碎本体论，反思话语规训

（一） 由《沉沦》主人公引起的反思

“他”身上的病症其实是一种难以自愈的时代病——他的命运，是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相联的，祖国的“积弱”是造成青年“时代病”的重要原因。“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日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下去了。”

世俗社会给予的排挤，造成年轻的知识分子巨大的精神压力，以致出现个性的扭曲与生理欲求的变态。但压迫个人的又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整个的世俗社会，这使得知识分子难以找到反抗的对象、复仇的对手，仿佛是处在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这是更具有悲剧性质的，归根到底，《沉沦》写得最明白不过的是：个人主观上并不愿意沉沦，而客观上却走向了沉沦。

尼采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其中各种各样不同的“力量”在角逐，德勒兹继承了尼采哲学，非常看重“成为”这个概念，非常强调物质生活的变动性、过程性。而对于主体来说，也应是不断变化与生成的，这里面包含两个因素，即不稳定的“自我”，正在趋近的“他者”。《沉沦》中的“他”的性格也在不断地生成与变化，但囿于时代及个人处境下的多重困境，注定无法觉醒，无法通过“成为”逃逸多重桎梏，反而致使自己畸态、毁灭，但根据伍尔夫的理论，我们仍能探寻出一条理想之路。

（二）“双性一体”的理想境界

伍尔夫首先将“双性同体”理论应用到文学批评与评论中，她试图解构男与女这种二元对立的性别观，以追求两性之间的平等与和谐，即心灵上的和谐与同向。《沉沦》主人公也向异性寻求认同感与接纳感，而这类异性主要是两种社会角色——“娼妓”和“女仆”。这两种职业女性往往被视作男性纵欲的物品，同样是“他者”，所以《沉沦》主人公向她们寻求接纳的行为便带有一种精神上寻求群体认同和归属的意味。

在某种程度上，“他”与这些女性存在着心灵体验上的相同之处，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被权力话语系统归类、定义，但通过主人公本能求同的活动，男女二元对立的“男性本体论”也在粉碎——当作为男性的“他”被社会排除至边缘，只能竭力从以往相对于“他”而言的女性身上寻求归属感时，便意味着“男/女”这一组二元对立结构开始靠近彼此、消解对立。由此，通过以性别话语建构下的性别特质为基点的对沉沦主人公的研究，笔者认为：追求“双性一体”的理想境地，即放弃性别标签与话语规训，转而求取两性心灵上的和谐，能消解两性相关的话语枷锁，给予每个主体充分自由。

结语

综上所述，郁达夫《沉沦》的主人公的性格特质多是独属于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标签，但在多重外部权力作用下，主人公“他”，一个男性，也向这种特质趋同。换言之，性格、特质等标签本就是被建构的，它既表明了人无时无地不受到权力话语的规训，也显示出人作为主体可以不断流动、变化的自由性。

参考文献：

[1] 丁帆.中国新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89-91.

[2] 钱理群.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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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七卷[M].广东: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3: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