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湟花儿的多族群表征

花儿广泛分布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的大部分地区，是汉、回、藏、土、蒙古、保安、东乡、撒拉、裕固等族群以汉语方言演唱的西北特有民歌。这九个传唱花儿的族群中七个有其母语系统。这些族群的生活交流，以及花儿之外的民歌基本使用母语，却共用汉语演唱花儿。这种现象在中国多族群共同传唱的民歌系统是绝无仅有的。

一方面，在传唱花儿的九个主要民族中，无论是汉、藏，还是裕固族、蒙古、回族，都有自己悠久且独特的传统民歌文化。各族群成员在演唱花儿时，不可避免地将自己传统民歌的唱腔技术、音乐风格、词调结构等元素融入其中，形成了花儿丰富的表现形式和多样化的风格特征。的确，在花儿的词曲及唱腔形态构成中，不难发现多族群民歌元素的蛛丝马迹，如回族、东乡族、保安族的宴席曲，藏族的酒歌，撒拉族的传统民歌等。这些不同族群音乐元素的交流和融合，使得花儿具有别具一格的民间音乐色彩，成为多民族音乐文化共生的典型体现。

另一方面，“花儿”作为一种民歌的命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多族群、跨地域、跨文化的共融性。一般来讲，国内传统音乐学界对于民歌的命名，通常是以地域标识（如山东民歌、陕北民歌、新疆民歌）或以族群定位（如藏族民歌、蒙古民歌），并进一步明确体裁（如山东小调、古浪老调、川渝号子、蒙古长调、藏族酒歌、回族宴席曲等）。这些民歌通常是用各自的方言或族语演唱。然而，作为民歌的花儿，不仅跨越了地域，也逾越了族际与语言的界限。更重要的是，这种跨越并非单向文化传播的结果，而是河湟及其周边区域多族群之间长期交流交往交融的原生性文化生成机制。这种文化生成机制，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典型体现。

二、多族群表征背后的族源问题

面对多族群传唱主体的实际，追问到底是哪个族群创造了花儿，可能是最先摆在学者面前的问题。通常来讲，在民歌起源的经典研究范式中，存在三种主要理论路径：

一是，传播论。传播论强调文化现象的传播路径和文化扩散过程，认为民歌在传播中逐渐扩展到其他族群，成为多族群共有的文化财富。对于花儿来说，传播论的学者往往试图通过分析历史文献、地方志以及口述资料，寻找花儿在不同族群间传播的轨迹，以判断其起源和扩散的过程。这种视角强调花儿如何从一个特定族群起源，继而传播至其他族群，通过不断的交流互鉴实现共通性。

二是，进化论。进化论侧重于文化现象的演变过程，强调文化形式如何在长期发展中不断适应环境、族群需求和社会变化。花儿作为一种口头传承的民间歌曲，其演变受到地理环境、族群间互动以及语言的多样性等因素影响。学者们通过进化论视角，研究花儿在不同族群中的变化与适应，关注其旋律、歌词和表演形式如何在多族群中不断演化，以适应不同文化的审美和功能需求。

三是，功能论。功能论关注文化现象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满足的需求。不同族群间传唱花儿，不仅是一种娱乐形式，更是社会交往、情感表达和文化认同的工具。学者们通过功能论研究花儿如何在不同族群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如何通过民歌的传唱增强族群之间的文化联系。

这些理论路径在花儿的族源研究中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研究视角。正因如此，学者们在追问花儿的族源时，常常陷入不同理论路径的抉择与平衡之中：究竟是通过传播论的扩散路径来确定其起源，还是通过进化论的演变过程来理解其多族群特征。抑或是通过功能论来揭示花儿在多族群社会中的作用机制？

然而，这样的追问并不容易回答。花儿作为一种以口头传承的民间歌曲，其传唱和流布受制于多种复杂因素，包括地理环境、多族群的文化互动以及汉语方言的广泛使用。学者们在追问其族源问题时，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论据的立足点：是以现有的书面记录来判断其起源，还是依靠口传文本来还原其最早的形态？这些问题反映了学术界在研究花儿族源时的多重挑战和多样思考路径。

三、花儿文献与族源问题研究

（一）花儿文献的内涵与分类

1.何谓花儿文献

“文献原指典籍与宿贤，后专指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今指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的统称，即文字、图像、符号、声频、视频等手段记录在各种载体之上（如纸张、胶片、磁带等）上。”^[]

在我国的学术传统中，包括花儿在内的民间文学与艺术鲜见于历史文字。作为民歌的花儿主要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传播。所以，从传统文献的定义来讲，与花儿相关的历史文献（特质纸质文献）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基于传统历史文献的研究范式，在花儿起源与族属问题领域不占优势。

近年来，受西方文本概念的影响，国内口头传统的文献概念也发生了变化。文献不仅包括书面形式，也包括口头形式，不仅有历史文献，当代生产的文献也涵盖其中。显然，对于民歌来讲，口头文献才能有效呈现、记录活态的文化样态。这里需要思考的是，文字记录形式的口头文本，属于书面文献还是口头文献。所以花儿文献定义与分类是有必要讨论的问题。

花儿文献是记录和保存花儿这一民歌文化的各种形式的文献资料，主要分为口头文献和书面文献两大类。这些文献不仅涵盖了花儿的词曲内容和演唱技艺，还记录了花儿在不同族群中的传承与演变，以及它在河湟地区多族群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花儿文献的概念既包括花儿作为口头传统民歌的口头文献，也涵盖了历代文人学者的书面记录和现代学术的研究成果。花儿文献的内涵不仅限于花儿的歌词和旋律，还包括与花儿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演唱情境、民俗仪式等方面，反映了花儿在多族群中的文化交流和融合过程。花儿文献的外延则是指这些不同类型的文献资料如何涵盖和表现花儿的历史、传承、变迁与社会功能。^[]

2. 花儿文献的分类

（1）口头文献。

花儿唱词的口头传承及其在各族群中的变异形式，表现出高度的即兴性与随机性。口头文献是花儿文化传承的核心，具有极强的动态特性和地方性特征。花儿的传唱通常是在特定的社交场合，如花儿会、山间地头、花儿茶园、现代舞台等情境下进行的。演唱者们根据具体的情境和听众的反应，临场改编歌词和旋律，使得每一次演唱都具有独特性，这种特性使得口头文献难以固定和标准化。口头文献在花儿的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因为它反映了花儿作为活态文化的多样性和演化性。在历史文献匮乏的前提下，通过对口头文献的考察，可以追溯花儿在不同族群中的传播轨迹以及各族群在花儿传唱中融入的文化特质。

口头文献还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首先，花儿作为一种口头文献，承载了族群的历史记忆和集体情感，是一股强有力的社会凝聚力。其次，花儿的口头传承中蕴含了不同族群的文化符号和象征意义，反映了族群间文化互动、融合状态与过程。通过分析花儿歌词的形式内容，可以厘清群体以及群体间如何通过歌声表达个人情感、价值观念、生活经验和社会关系。此外，口头文献也为理解花儿在当代社会中的创造性传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测点，以民歌的视角显现多族群文化互鉴的结晶。

（2）书面文献。

书面文献包括历代文人学者对花儿口头文本的文字转述，如地方志和文学作品中，有关花儿记述，以及现代学者对花儿的专著、论文、调研报告等。书面文献的分类可进一步细化为以下几类：

历史文献，包括地方志和历代文学作品对花儿的记录，这些文献通常为我们提供了花儿的社会历史背景与传播情况的佐证。文学作品中的花儿，如诗歌和散文，这些作品通过文人的视角，描述了花儿的风格特质、艺术价值、社会影响。

学术研究文献。从严复礼、张亚雄等先驱至今，关于花儿的学术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专著、论文和研究报告等形式的学术文献，对花儿及其相关的人、事、物。这些文献是不同时代学者，从不同学科北京出发对花儿文化的学术性阐释。

书面文献在花儿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还帮助他们构建了花儿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情境中的图景。书面文献的记录使得花儿的文化传承不仅仅依赖于口头传唱，而是通过文字的形式得以固定和传播，为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基础。需要强调的是，口头文献、历史文献常常以学术论证论据的身份出现在学术文献中。

（二）花儿文献与花儿族源研究

对于花儿族源的讨论的热潮集中于20世纪八90年代。研究者大多以史为据，借助史书中与花儿有关的人口流动，族群迁徙、文人诗词，对照当下花儿传唱族群的族源线索，以及花儿唱词的形式与内容，试图理清花儿源流有关的时间、地点、人群、轨迹等问题。赵仁魁 华维君、祁振纲在《“花儿”源于古鲜卑族的<阿干歌>》一文，^[]一方面通过逻辑推理否定了当时以清人吴镇诗句“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为据，证明花儿起源于清代的观点；以高洪的《古郑吟》诗句“青丝垂柳 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往去，漫闻‘花儿’继续长”为依据，说明花儿在明代以广为流传而非起源明代，以此推翻根据解箸诗句“亦有渔人捕鱼者，短歌微送明月回”中的“短歌”，以及洮岷花儿唱词中“看见尕妹担的桶，人品压了十三省”中“十三省”等最早出现在明代的概念，说明花儿起源于明代的观点。另一方面，作者通过史料梳理了如今居住在甘青一带土族与历史上吐谷浑族群的渊源，并将清人吴镇根据传闻和史料所补写的《阿干歌》歌词，与当年流行于甘青地区《阿干歌》的歌词风格及“阿哥”“阿干”二词在河州方言以及鲜卑人中的意义。指出，花儿源于古鲜卑人的《阿干歌》。

朱刚、韩建业在《河湟“花儿”族源试探——从“花儿”的若干语言现象谈起》一文中，用大量的花儿唱词案例，证明名+xa 句式，名+la 句式和“者”字句，是河湟花儿的主要句式结构，也是河湟花儿的语言特质。这种情况在古今河湟及周边地区汉语方言中是独一无二的。作者认为河州话的这种结构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相似。而河州话，又是元代操突厥语的“回回人”迁居河州后，与汉文化融合后形成的汉语方言，是回、汉、东乡、撒拉、 保安、藏、蒙古等各民族进行交际的共同语。语言文学作品的建筑材料。所以“河湟一带的回回人，用他们新掌握的语言创造了包括“花儿”。”^[]

花儿作为一种活态的民歌，其口头文献不仅包括歌词部分，也包括曲调部分。曲调作为音乐艺术的专业语言，尤其专门化一套记录、分析知识体系。然而，音符作为一种非语义性语言，要通过对其分析、对比，来说明花儿的族源问题，难度远大于语言层面的分析。杨沐在其《“花儿”界说问题及歌种分类探讨》一文中，立足音乐学界“歌种”的概念，对“花儿”的歌种及其族属问题进行辨析。作者指出，在花儿族属与历史的研究中，一般将所有的“花儿”作为同一个“歌种”看待，忽略了“花儿”在种类、族属、源流方面多样性的可能。文章从歌种角度将花儿分为汉族花儿、土族花儿、撒拉花儿、莲花山花儿、岷南花儿、同固花儿，并对每种类型的传唱曲令、流传区域、音乐特征、唱词属性进行了剖析。^[]其中，对不同各种花儿音乐调性、旋法，以及风格的系统归纳总结是该文的优势所在。实际上，各族花儿虽然存在以其族名命名的曲令，这些曲令也确实在音乐、唱词方面存在较强鲜明的本体个性，但不能因此就将民间俗称的“族名曲令”是否就能与“族属曲令”之间画等号呢。这里有太多不确定因素，比如命名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传唱的个体性与集体性间的关系问题。所以，杨沐在当时提出用歌种的思维审视花儿文化的源流和族属问题，给当时同质化研究普遍的学术研究阶段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然而，长期的田野工作实践中笔者看到的却是，这些所谓的族属花儿的流行曲令，在实际传唱过程中并没有明显的族群归属，更多的是歌手演唱的偏好或者其掌握曲令数量的能力问题。

总之，对于花儿的族属问题的研究，基本建立在对各类文献的分析比对之上。不同的学者因其专业背景、知识结构，以及局内外视角的差异，在探讨族源问题时的观点论据、论证方法不尽相同。但不管是立足于进化论思维，还是从传播论逻辑出发，最终所呈现出来的事实是，河湟花儿作为一种在甘青地区多族群共同传唱的民歌，要在文化起源层面厘清其族群渊源是非常困难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多族群表征的文化形态是毋庸置疑的。

四、结语

河湟花儿文献以及尤其引发的族源问题探讨从未中断，学者们前赴后继。近年来，新观点的提出鲜见，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的引入给该领域带来了新的学术增长点。（钟进文2024、李言同2021）^[][]本文并非要继续追问花儿族源的确切性，亦深知前辈学人为此问题作出的不懈努力。可以说，具有高度原创力的学术成果，都是在充分收集、整理、归纳花儿历史文献、口头文本的基础上，提出了能自圆其说的结论与观点。多元族源说，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花儿族源的多种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族源学说，更集体证实了，花儿文化是多族群在长期交流交往交融中，互动互鉴的结果。至今，从族群层面来讲，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同体，这个事实毋庸置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