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是东方巨变酝酿萌芽的红色土壤。一群西方记者冲破封锁到访该地。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海伦·斯诺的《续西行漫记》、冈瑟·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等一批经典作品由此诞生。这批作品出版后，书中关于延安风土人情和共产党人革命历程的书写，猛烈地冲击了世界对中国的固有观念。时至今日，它们仍是从事世界现代史、外交史、中共党史和新闻史研究学者的研究热点。国内外学者关于西方记者延安书写研究范围分布较广，其内容涉及新闻传播学、文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色。目前相关度较高的国内外成果集中在以下领域：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新闻传播领域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研究起步于二十世纪中后期，研究视角侧重“变化”与“关系”，即西方新闻媒体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变化，以及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二十世纪末国内学者开始发力，研究视角则主要聚焦于“人”与“事件”，即左翼进步记者的新闻活动及历史影响。相关代表性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①史料爬梳。1936-1947年期间，约有50-60名外国人到访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其中以新闻记者和作家群体产生的社会影响最大、最为深远，他们的延安书写是国际新闻界抗战报道的重要一翼。（朱纪华，1995；朱鸿召，1997；张功臣，1999；张威，2012；崔玉涛，2013）。该时期的延安书写，比之前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报道更客观真实，但也存在思想深度趋同、理解偏差和文化误读等问题。（邹谠，1962；Shewmaker，1971）②国际关系研究。有学者认为在中美交往的170年期间，美国社会的中国形象有着非常剧烈的变化，甚至在同一时期会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Issacs，1958）。有学者选取1931-1949年期间亨利·卢斯《时代》杂志关于中国国民党人的新闻报道展开研究，认为以国民党人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形象是一种混合了传教士激情、媒体误导和宋美龄个人社交影响的不真实幻像（Jespersen，1996）。有学者选取同时期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记者对延安共产党人的正面报道，认为这些报道使中美关系史学进入了一个短暂的“钦佩时代”。（Rand，1995）。③文本及传播策略分析。学者们认为，西方记者普遍关注延安的政治、农业政策、工商业和贸易政策和文化，质朴、康健、积极、团结是其报道基调（郑淑芬、韩伟，2015；刘少文，2018）。探访过程中共产党人所展示出来的友好、宽容、开放的态度，是吸引一批又一批西方记者访问并宣传“红色中国”的重要原因，公信力强、多重传播和“第三者”立场是西方记者延安报道传播影响大的主要原因。

（二）文学领域相关研究

二十一世纪前，国内外文学视域下的相关研究少。二十一世纪后，国内学者予以关注，视角宏观开阔，内容涉及面广，与中国文学史和新闻史勾连紧密。成果集中在三方面：①历史诗学研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是西方记者延安书写中影响最大、学界关注度最高的文本。这部作品以对历史的独特认知、理解和预示创造了“历史”，使中国人的世界观得以重塑，并进一步建构了中国人的“国家认同”与“阶级认同”（李杨，2015）。②形象学研究。在历史悠久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斯诺式的中国书写描绘了“活的中国”与现代世界的全新互动（李杨，2017）。有学者总结各阶段到访的美国记者延安叙述的书写特征和情感变化，分析记者如何通过书写延安日常生活、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建构中国共产党与延安的国际形象，使其走向世界（王鑫，2017）。③文本经典化研究。有学者认为，域外延安文本虽然打开了中国共产党进入世界话语体系的窗口，但意义和贡献有限，它主要成就在于其参与了中国延安革命文化的历史化与经典化过程，进一步凸显了延安文艺主体性信念（赵学勇、王鑫，2018）。

二、研究动态分析

纵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学界对该批作品一直有所关注，而近年来代表性成果频出，这意味着学界思考层面在逐步加深，其研究价值得到发现和认可。总体而言，当前学界关于该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局限，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宏观和微观研究丰富，具有比较视野的中观论述相对薄弱。当前关于西方视野下的中国报道中的整体性把握正在稳步推进。国内外不少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的跨族际、跨国际和跨语际的域外凝视予以高度关注。关于东方形象整体性的概念和观点也已达成部分共识，这为分时段、分语类的专题性研究做出了充分的前期准备；但是从现有国内外学界对这批西方记者的研究来看，其研究视角要么偏向于宏观，即从近代世界史或近现代中国史的角度考察这批新闻记者的活动和新闻作品；要么偏向于微观，即对某个新闻记者或某一新闻活动进行研究和分析。延安时期访问延安的西方记者约有二十余位，涉及延安书写的文本达四十余部，然而结合中西方新闻传播史和比较文学形象学对这批记者和作品文本展开中观视野的文化性专题研究，目前只是有少数学者涉及，研究空间还有待拓展。

二是外部整体观照成果丰硕，内部差异性研究相对欠缺。目前较为宏大和系统的理论视野正在形成，关于西方记者的延安书写研究引起了国际关系、政治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研究学者的关注，各领域丰富的理论资源为拓展研究内涵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支撑。但目前学界对于这批记者的新闻活动和新闻作品研究，更多是从史料收集、文献考证和传播效果等方面进行外部观察，更倾向于将这些记者和文本视为一个同质性的整体，而文本内部的肌理感和参差性却思考不够。这种“重类型、轻个性”的研究思路，使研究仅仅停留在“有无”“真假”“对错”的宏观层面，而忽略了书写者各异的思想认识、情感表达和书写气质，西方记者延安书写背后的复杂性未能深入挖掘。

三是重社会性研究，轻艺术性研究。一直以来，学界更多关注其行为背后的历史动因、政治关系以及国际影响，而对其书写中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关注甚少。事实上，脱离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谈西方记者访问延安的历史意义、政治关系和国际影响是不全面的。西方记者的延安书写的艺术性和审美判断，不但是书写者思想情感和文化框架的反映，而且是他们书写唤起东西方艺术共鸣、获得世界认同的重要手段。重视其书写的艺术特征和文化意蕴，有助于对这批经典的报告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涵进行重新解读和创新审视。

参考文献：

[1]赵学勇,王鑫.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1934-1949）[M].中国社会科学,2018(4): 151-208.

[2]芮必峰,李嘉树.西方记者探访和宣传“红色中国”的原因[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4):136-142.

[3]李杨.“记录历史”与“创造历史”:论斯诺《西行漫记》的历史诗学[J].天津社会科学.2015(5):103-116.

[4]李杨.埃德加·斯诺与“西方的中国形象”[J].天津社会科学.2017(4):115-134.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西方记者延安书写研究（1936-1947）”（21B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