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自幼即有一片爱好文学之心情，更至老而不变。其自称，“幼嗜文学，得一诗文，往往手钞口诵，往往烂熟而不已。”或许也正是因为有了早年的文学思考，才让钱穆后来遇到了“文学家”的朱子。钱穆幼年时，文气即浩荡，顾子重师因之更许以“可学韩文公”之赞誉。钱穆也曾言：“余最爱听魏晋南北朝诸小篇，如王粲《登楼赋》，鲍照《芜城赋》，江淹《别赋》，及邱迟《与陈伯之书》等篇。此后余诵古文，不分骈散，尤爱清代如洪亮吉、汪容甫等诸小篇，皆植根于此。紫翔师于韩愈文，独选《伯夷颂》一短篇。余后来精读韩文，于此篇更深有体会，受益匪浅。”如果说，庭训与私塾教育为钱穆的学习打开一扇窗的话，那么果育学校诸名师的教诲，则为钱穆的学问大开方便之门。或可说，钱穆一生的学问之路，在果育时期即已经开启。

钱穆高中后即辍学，无缘接受近代高等教育，可视为其一生的遗憾。但是，我们也可说，如果钱穆接受了高等教育，那么他的一生或许即和传统文化失之交臂。因此，我们偷偷在为钱穆遗憾的同时，更应该自豪地为中国文化庆幸。钱穆“有志苦学不倦”，从一定意义上即已注定其可“温情”对待传统文化。

据钱穆回忆，“民初余在乡村小学教书，益念及当年紫翔师暑期讲习班所授，几若为中国文学史中所谓古文学一部分示例，较之姚选《古文辞类纂》，曾选《经史百家杂钞》，及《古文四象》等书，皆别辟蹊径，别出心裁，并有超象外得环中之深义。余曾有意模仿，作《中国历代古今文钞》一编，写有篇目。”

钱穆此后每治一项学问，喜从历史演变上着眼而寻究渊源宗旨，实得益于华紫翔老师早年之教导。钱穆对于朱子《大学章句序》的理解无疑也证实了这个说法。

钱穆少年时学习古文，初登讲台时，也多以《文选》、《曾文正公家训》、《古文辞类纂》和《经史百家杂钞》为参考资料。在无锡三兼小学任教时，钱穆和校主秦仲立结为忘年之交。也正是因为秦氏之影响，“事逾数年，余思欲窥姚选用意，当遍读姚选以外之文。遂立意先读唐宋八家。至王荆公集，而余意大变。凡余于荆公集中所尤喜者，姚选多不录。于是又念紫翔师荡口暑期讲习班所授，乃从治古文转治理学家言，为余学问辟一新境界。”钱穆又因偶与秦氏讨论浦起龙《古文眉诠》事，遂知留心于文章分类选纂之义法，更悟姚、曾古文义法，并非学术止境。

钱穆早年研究旧文学时，就感觉到旧文学在其脑子里总是活的，对欧阳修和王安石更是五体投地式得崇拜与敬仰。虽然后来转向其他学术领域，也更知文忠、荆公之诸多不足，但其对两人文学魅力之认可始终未有重大之转变。

五四新文化运动席卷之际，“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几成定谳。“当时大家提倡白话文，初级小学教课书已全改白话文体，而余在民国七年曾出版一部《论语文解》，专为指示学生作文造句谋篇之基本条件而作。极思转入初小，一试白话文对幼童初学之利弊得失所在。”钱穆晚年还回忆道，“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杂志，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可以想见，钱穆虽然没有被时代潮流裹挟，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这可从钱穆当年教学生白话作文略见一斑。“余告诸生，出口为言，下笔为文。作文只如说话，口中如何说，笔下即如何写，即为作文。只就口中所欲说者如实写出……每作一文，必经讨论观摩，各出心裁，必令语语从心中吐出，而又如在目前。诸生皆踊跃，认为作文乃日常人生中一乐事。……作文课亦令生活化，令诸生皆不啻如自其口出。”钱穆不但如此教学生作文，其自己也因此方法作文，更还向期刊杂志投稿。

然而若干年后，钱穆却说，“新旧文学，为余当生一大争辩。惟求人喜中国旧文学，当使人先多读中国古书旧籍。余之毕生写作，皆期为国人读古书旧籍开门路。苟置古书旧籍于不顾，又何能求人爱好旧文学。此非言辩可争。惟余爱读古文辞，爱诵古诗词，则终身不变不倦。”爱好文学是其一生之兴趣所在，早年可能没有功利的色彩，然其晚年之喜好文学或也有与时代风气争胜的意思。时人对中国古代文学视之如草芥，弃之如敝屣，而钱穆对中国历史文化早持“温情与敬意”之愿，自然须身体力行地偏爱古代文学以维护和彰显其生命力。

1922年，钱穆和家人共度中秋团圆佳节后，即只身赴厦门。钱穆在集美学校，甫开课，即讲授曹操《述志令》一文。其时，钱穆研究中国文学史多有心得。其认为，“汉末建安时，乃古今文体一大变。不仅五言诗在此时兴起，即散文为体亦与前大异。而曹氏父子三人，对此方面有大贡献。”以魏武、陈思父子兄弟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宣告文学的自觉时代已然来临。魏文更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其宣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钱穆后来也指出，“汉末，王纲解纽，士大夫饱经党锢之祸，藉门第为躲藏所。寒士无门第，则心情变，社会私情，胜过政治关切，新文学亦随之而起。五言诗与乐府代兴。《古诗十九首》导其先路。……故建安新文学，乃‘旧瓶装新酒’。……《东汉书》始有《文苑传》，可证文学独立观念自此始。”这固然有些追述的嫌疑，但钱穆早年对于建安文学之理解，确有心得，那是毫无疑问的。这一点，钱穆一直都颇为自得。在厦门教读期间，钱穆曾写过一些新体诗歌，也算是响应胡适主张的积极“尝试”，当然，钱穆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归传统。如果从钱穆自身学问进步的角度而言，那么其当时对《船山遗书》的研读，似乎更有意义。钱穆后来所作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诸子系年》、《史记地名考》、《庄子纂笺》等书，都从船山的有关注解中获得提示和指引。钱穆早年有关屈原和《楚辞》的考辨文章也是因为得益于《楚辞通释》的启发。钱穆与朱子的因缘际会虽不始于《楚辞》和船山，但若干年后，当钱穆研治朱子的《楚辞集注》时，或更有无尽之感慨。因集美学校风潮迭起，钱穆翌年即回归桑梓。该年秋季，钱穆由钱基博推荐，转任无锡省立第三师范国文教席。在此后的数年中，钱穆主要从事文字学、《论语》、《孟子》以及《国学概论》等课程的教学研究。“三师风气纯良，师生如家人，四年未遭风波。”期间，钱穆虽也一直关注文学问题，但更多的还是致力于广义上的“国文”教学。这种转变也为其转任大学教师及转授历史课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三师也因面临政治、经济、教育、人事等诸多问题而改组，钱穆遂有意离开。秋季，钱穆因得三师旧同事胡达人推荐，膺任苏州中学国文课主任教席。“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钱穆在苏州中学任教期间，遇到了人生中的一位贵人。顾颉刚在翻阅《先秦诸子系年》书稿后，即建议钱穆应该到大学里教历史，而不宜在中学教国文。可见，在顾颉刚看来，钱穆在史学方面的潜力或比文学方面更足，成就可能也会更大。后索性推荐钱穆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钱穆之遇顾颉刚，犹如千里马遇到了伯乐。在顾颉刚这位现代伯乐的奖掖和提携下，钱穆这匹千里马从乡村中脱颖而出，从此驰骋在20世纪中国的学术舞台上，最终在百年学术的最高平台上书写了人生的辉煌。”

1930年秋，钱穆又因顾颉刚推荐转入北平燕京大学任教，担任国文讲师。未名湖畔、朗润园中从此留下钱穆流连、躬耕的身影。钱穆在燕大授课，并没有通用的教材，也没有编写固定的讲义，仅持曾国藩所编《经史百家杂钞》一书，课上主要由学生或者钱穆自己根据实情，随文讲读。没有固定的形式内容，多便于教者与学生的即兴发挥和自由讨论。要之，钱穆这种随意的文学教育后来在香港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也多有表现。虽然文学史课程有相对的模式、规范和体系，但钱穆在教学时，多能无拘无束、挥洒自如。毫无疑问，钱穆的这一教学风格既提高了钱穆的口语表达能力，同时也能拓展学生的热情和兴趣，可谓教学相长、一举两得。

其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呼声虽已告一段落，但文学研究的趋新思维却日益膨胀。美学、文艺学、比较诗学等西方的文艺理论更是俘获了大批文艺青年的心灵。高等教育中运用西方文论作为基础理论的，不仅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大量体现，就是中国文学史甚至“诗、骚”的研究中也多有涉及。若从钱穆后来的学术研究来看，其时或也多不以为然。

曾国藩是清代后期桐城派的中兴代表，其对桐城派的理论创新、阵营发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曾氏某天在日记中还转述过其师唐鉴的一段话，“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事，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曾氏后也自言，“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予于四者，略涉津涯，天质鲁钝，万不能造其奥窔矣。情取其尤要者，而日日从事，庶以渐磨之久，而渐有所开。”可见，其对姚鼐论文三位一体主张的继承。钱穆此时以曾氏选本为教参，也可表明其对旧文学与新文化的态度。在钱穆看来，曾国藩之所以选编《经史百家杂钞》，主要是想让文学再回到经、史、子中。作为独立的主体，文学的个性特征早在千年前就已经彰显。曾国藩或者钱穆并非想开历史的倒车，而把文学重新沦为经学或者史学的附庸——其实，他们无非是意识到文学与经学、史学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联系，其中或也有一定的“会通”念想。这在钱穆后来的朱子文学思想研究中得以进一步地落实和体现。

其实，曾文正公对钱穆文学探索的影响绝非仅此而已。曾氏早年“研究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其后虽致力于程朱之学，但也不忘诗词古文创作。对于《朱子文集》，其有言，“北宋之万言书，以苏东坡、王介甫两篇为最著。南宋之万言书，以公此篇（《戊申封事》）及文信国《对策》为最著。文章则苏、王较健，义理则公较精。”对于《阳明文集》，其则言，“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决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澈，固自不可几及也。”两者相较，可看出曾氏对于阳明文章的偏爱。由此，我们甚至可以猜想：曾氏在日记、家书和文章中对朱子及阳明诗文的评价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早年钱穆对于朱子及阳明的观感。这似也可为前文所论钱穆早年“尊王”增添一有力之凭证。钱穆在燕大教读期间，同事相得者较少。据其回忆，“余初见颉刚，即陪余同谒校长吴雷川，又同去郭绍虞家。绍虞亦苏州人，亦一见如故交，然亦忙于撰述。宾客少于颉刚，而生活鲜暇则如之。初到所遇皆生人，惟晤佑荪绍虞及颉刚，使余无身居异地之感。”早在民国十六年，郭绍虞已经顾颉刚推介，进入燕京大学讲授国文。在燕大期间，郭氏主要致力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工作。钱穆与郭绍虞年龄相仿，经历也有相似之处，更有“同乡”之谊，所以两人在讲授国文方面，或也能切磋学问。钱穆此时对于文学史未有大作问世，但其对文学史特别是建安时期文学不乏有精深之见。我们不能因为郭氏后来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大家，就质疑钱穆当年对文学史的认识深度，更不能因此而揣测钱穆对郭氏学问的认可甚至服膺程度。在学问中，钱穆虽能择善而从，但其很多时候却也能坚持固守。若从钱穆的个性分析，钱穆当不会一味依附郭氏的见解。钱穆只依《经史百家杂钞》授课，既显示了两人传授风格之不同，又表现了钱穆对于学术的自信。由此可知，两人对文学史的理解多能相互影响。身处教会大学，生活虽然舒适安逸，但终没有归属感。一年之后，钱穆则转入沙滩北大红楼任教，自此钱穆正式在历史系授课。任教国文也成了钱穆的燕京旧梦。“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钱穆改教历史专业课程，可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损失和缺憾，但中国史学史、中国现代学术史却因此而迎来一位学术新星并最终成为学术大家。

钱穆改任大学历史教师，后还从事于文化的宣扬，并不表示其对文学失去了兴趣，只是说明其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致力于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20世纪五十年代，钱穆在新亚重操旧业，一度为文学院学生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期间，钱穆也发表了相当数量讨论中国文学的文章。其中一些后经其整理，得以编为《中国文学论丛》一书，钱穆对于中国文学的若干思考，大都可以从该书中寻找到线索和根据。钱穆在五六十年代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持续关注，更为系统理解和阐发朱子文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钱穆曾说，“凡余之于中国古人略有所知，中国古籍略有所窥，则惟以自幼一片爱好文学之心情，为其入门之阶梯，如是而已。”钱穆从不讳言自己对中国古代文学之欣赏，或可言其之学问阶梯是文学，其实更确切的是其之所以能成为大家，完全是因为其早年就已经意识和具备的“贯通”的理念。正是因为贯通，所以他才能够“无缝对接”式的转入史学、理学研究。其在晚年对朱子文学思想的抉发并非刻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的当然之举，换句话说，或也只有钱穆才可能也可以如此全面的对待朱子的学问体系。当然也可说，正是钱穆本身的学术背景和朱子所提倡和表现出来的“会通”的理念完全契合，所以他才能真正和朱子对话并理解朱子。钱穆能站在文学的立场，认可和融洽史学和理学；同时钱穆也可以在史学和理学背景的观照下，接受和欣赏文学，这在二十世纪的学人中间，并不多见，所以说钱穆早年的文学锻炼既塑造了他的文学气质，同时也开拓他的学术视野，并为之作了很好的铺垫。正如钱穆所言，“譬如别人说我是史学家，我实在不情愿有这个名义，我不是专研究史学的。近来又有人说我，到晚年又研究理学了。我很喜欢文学，我年轻时是专研究文学开始的。我也喜欢诸子百家，经史子集，我是照中国人做学问的办法来做学问的。”

在此还需要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理学或者史学的背景观照下，如何体现文学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文学的主体性不言自明，文学的独立性也应该坚守！然而，在某些所谓的“文人”看来，文学的独立性必须表现为纯艺术性，不应依傍于史学或者理学等其它学科，这样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试想，文学除了具有主体的资格以外，尚还有客体的身份，毕竟文学是文人创造的。而文人尽管是个体，但他同时也是社会中的人，除了身体、气质、性格等个性特征以外，也兼有经历、学识等社会属性。如果单从自然属性来看，文学只要体现个体的情感，追求华丽的辞藻，巧妙的构思就可能成为“美文”，但是“美文”不仅仅是自我陶醉、自我欣赏，还应该有其社会功用。如此看来，朱子有关“文以载道”的主张和实践是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的；钱穆对于朱子文学思想的研究与阐释也是合情合理的。这显然要比单纯讨论朱子的文学艺术成就要有意义！

近年来，由钱穆讲授，门人叶龙记录整理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也得以出版印行。这本尘封近一甲子的讲稿，迅速引起了关注和热议。

通过钱穆的文学研究经历或者有关文学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其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或者侧重于文学史的研究，而对于文学本体论、文学艺术论、文学发生论等一些文学的基础理论，钱穆未有过多的阐述，这可能也与其精力和气质有关。虽不能说其乏于思辨，但在相关问题的处理上，其更多的则是利用事实或者信念而非纯概念地推演与思考。

钱穆对于文学史的研究，也可分为三个阶段或者三个层次：早年是从语文的角度研究文学，注重文字和语言领域之探索；后又从历史的角度确切地说是文学史角度解释文学，注重文史关系互动、文学流变及文体变革；后来更多的则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宣扬文学，注重中西文学比较，彰显中国古代文学的特性。当然，这三者之间也没有绝对的时间限制，或者有时还同时存在。通过钱穆这种有意无意的文学思路的转变，我们或可更能体会其对于朱子文学思想的研究。因此，我们也可说，对于朱子的文学思想研究，钱穆在六零年代已然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作者简介：宋红宝（1979.11-），男，汉族，江苏响水人，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学术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