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随着DeepL、Bing Chat、Gemini等平台相继推出“一键成稿＋自动质量评估（QE）”后，“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的深度融合，形成了“人机协作”的翻译模式”。（黄关等，2025：96）。目前，很多译员和翻译公司都在通过MTPE（机器翻译加译后编辑）的人机共译方式进行翻译作业（何征宇,毛红保.2024：220），在此背景下，一个核心问题随之产生：译者在机器译后编辑环节中是否仍具有主体性？

从传统主体性理论角度，无论是Venuti（1995）描述的“隐身的译者”，还是Escarpit（1958）提出的“创造性叛逆”，均基于译者拥有译文的“首译生成权”这一前提。PE模式中，译者是被动的修订者、校对者，主要负责纠错和基础润色(余静，2025：166)，主体性从文本生产者滑向文本修订者的结构性降格由此显现。

然而，译后编辑不仅是语言修订行为，更是一种人机共构的协商实践。本文认为，在技术逻辑与文化逻辑并存的语境中，译者主体性虽被压缩，却通过语用干预、审美再塑与价值调试重新“在场”。

2.“在场”主体性的历史嬗变

西方译者主体性研究大致经历了三轮范式转向。第一阶段（20世纪50—80年代）受结构主义与“对等论”影响，译者被视为“无形”的语言搬运工，忠实重现原文。第二阶段（80年代末至2000年初）伴随“文化转向”，。第二阶段（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伴随“文化转向”，译者被重新定义为文化改写者与意识形态操控者（Bassnett&Lefevere，1990；Lefevere，1992）。Holmes（1972）首次提出译者应成为研究主体，Venuti（1995）则通过“异化”翻译倡导译者的文化介入与可见性。第三阶段（2010年至今），随着神经机器翻译（NMT）与译后编辑（PE）的发展，译者“首译权”逐步让渡给算法，其角色由“文本创造者”转向“协同修订者”，主体性呈现与技术协商共构的复合形态（O’Brien et al.,2014）。

国内“译者主体性”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约1995—2005年）受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影响，研究聚焦译者的审美创造与文化自觉（谢天振，1999；查明建、田雨，2003）。第二阶段（2010年至今），伴随机器翻译与译后编辑的兴起，研究重心转向译者在技术语境中的能动性与伦理责任（任文，2019；陈伟，2020；裘白莲，2022）。主体性研究由“文化主导”迈向“技术协同”，体现了从“创造性在场”到“协商性在场”的学术演进逻辑，也揭示了在算法时代重新审视译者“在场”与能动性的学理必要性。

3.技术语境下的主体性位移

传统译者主体性研究强调译者拥有“首译生成权”，然而神经网络机器翻译的崛起挑战了这一原则。随着人工智能驱动下数据规模与质量的提升，机器翻译可取代重复性、规律性的中低端工作，并在这些领域几近完美（陈伟，2020：78），将“首译权”从译者让渡给算法，译者被迫退居“输出端”。GB/T 40036-2021（等同ISO 18587:2017）要求译后编辑尽量使用机器翻译结果，第6条明确限定译者任务为“最小化干预”，主体性由“意义生产者”降格为“质量监督者”。同时，自动质量评估（QE）以概率算法评判译文质量（Specia,2018b：5），译者能动性受到“双重挤压”。

然而，算法适配不等于语言情景适配。陈伟与潘佳琪（2025：84）指出，机器缺乏社会语境观照与个体化言语感知，统计词汇概率虽能生成译文，却无法理解语义文化张力与语用细节。在隐喻、修辞及立场色彩翻译中，NMT仍呈“平均化”与“隐喻缺失”倾向（韩冬等，2018；陈伟、潘佳琪，2025），译者需介入完成语用匹配与语势调适。

行业标准与伦理进一步凸显技术与人文的张力。Lingua Resources（2024）指出，译者必须验证机器结果、确保术语与事实准确，并对译文承担最终责任——形成“算法无责—译者担责”的伦理错位。Spivak（2000：13-24）认为翻译非中立，而是意识形态协商产物；文旭与田亚灵（2024）也发现，机器处理政治敏感词倾向字面直译，若无人工调适易引发语势偏差与意识形态风险。技术理性追求效率与可量化结果，而译者需维护审美、文化与伦理完整性。

在此语境下，译者身份复杂转型：既非传统“全能创作者”，亦非完全“语言搬运者”，而是游走于算法效率与文化伦理之间的“受限在场者”。主体性虽被降格，却在语用修复、文化判断与风险调节中实现隐性再生，以“协商性在场”的形态显现，为后续语用、审美与价值分析奠定理论基础。

4.译后场域中的“三重角色”

译后编辑不仅是语言修订活动，更是译者与机器共同参与的语义协商过程。译者在被算法限定的框架内，通过语用调控、审美再构与价值判断等多维行动重塑其“在场”，从而实现主体性的隐性复归。本节从语用、审美与价值三维度分析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形态。

4.1语用层：语言干预者

译者在译后编辑中的第一重隐性角色：语言干预者。即译后编辑中“最小化改动”机器文本，以确保术语准确、语序自然以及语用适配。这说明，即便技术门槛被压低，译者仍是语用层面的最后守门人（O’Brien et al,2014），尤其在政经公报等正式场合中，通过微幅修订即可显著提升文本权威度与可读性。

例1原文：：2004年1月30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了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会见了时任阿盟秘书长阿姆鲁․穆萨和22个阿盟成员国代表。（《中国关键词》“一带一路”：76）

译文1：2004년1월30일,당시중국국가주석후진타오는아랍연맹본부를방문하여당시아랍연맹사무총장인아랍연맹회원국22개국대표단을만났습니다.（MT,Google）

译文2：2004년1월30일당시후진타오중국국가주석은아랍국가연맹본부를방문해아랍연맹아므르무사사무총장과22개아랍연맹회원국의대표들을회견하였다.（HT,官方译文）

MT在译人物译名时，将职衔置于人名之后；HT改为“후진타오중국국가주석은”，先点人名再补官职，符合韩语表达习惯。数量表达上，MT译为“아랍연맹회원국22개국대표단”，而韩语应先表达数量，再加所属关系，并以复数收束，HT译为“22개아랍연맹회원국의대표들”。词汇与语末格式上，MT用中性动词“만났습니다”，HT选外交语境常用的“회견하였다”，体现高层礼仪并符合正式语域。

尽管机器译文传达核心信息，但术语一致性、语序自然及语用适配仍有不足。译后编辑通过微幅干预——替换词语、调整语序、校对术语——提升文本准确性，遵循“必要范围内修正”原则（GB/T 40036-2021）。这显示译者通过“小而精”的干预完成文本隐性重构（Krings,2001：558），既保持信息完整，又确保正式语体与语用适配。

4.2 审美增值者：文体节奏与修辞再设计

译者在译后编辑中的第二重隐性角色：审美增值者。机器翻译可以较为准确的传达源文本的关键信息，但文学文本中的韵律、修辞、情感温度上的微妙起伏中却较为局限（Toral，Way 2015：240-267)。这时译者隐藏身份，通过俚语映射、句式重塑和语气递进等“微幅雕琢”，使译文生动且富有色彩，让读者获得原作等值的审美体验。以下案例取自《82年生的金智英》中一则母女对话：

例2原文：“말이씨가된다.재수없는소리하지말고얼른자.”（82년생김지영：29）

译文1：祸从口出。别说丧气话，快睡吧。（MT,Google）

译文2:少乌鸦嘴了，别净说些触霉头的话，快睡吧。(《82年生的金智英》，尹嘉译)

译者对俗语“말이씨가된다”进行了情绪对位。该俗语在韩语中含“一语成谶”，且带母亲戏谑口吻。MT直译为“祸从口出”，译者用汉语口语俚语“乌鸦嘴”，既轻巧亲昵，又与后句“触霉头”形成俚语互文。

在句式上，源文为劝阻式命令并列句，MT平铺直叙；译者改为“少……了，别净说……”，先斥责再劝导，最后以“快睡吧”温柔收束，形成高到低的情感落点。口语化方面，译者在“别净说些”中嵌入“净”，将“재수없는소리”译为“触霉头的话”，保持语体和节奏一致，使母亲形象既责备又温柔，家庭氛围自然流淌。

所谓“审美增值者”，非“大刀阔斧”，而是“小而精”的“毫厘工程”。机器翻译提供信息框架，译者填充情感纹理（Toral&Way,2015），在“节奏—修辞—情感”上的微调，悄然重构情绪体验，弥补技术局限，使读者获得与原著一致的感受。

4.3意识形态调适者：价值取向与文化过滤

译者在译后编辑中的第三重隐性角色：意识形态调适者。机器翻译看似“中立”，实则只能复制训练语料中的主导话语Crawford(2021：211-227)。当源语包含政治治理术语时，机器翻译通常走两条捷径：要么直接音译、将词形“原封不动”迁移，要么机械匹配目标语中“看似最接近”的通用词。这种处理方式虽然提高了翻译效率，却可能引发语义误读或敏感词误用，带来潜在的舆情风险。因此，在译后编辑环节，译者必须由后台被动校对者转变为前端主导者，主动识别并干预高敏感词汇，通过风险过滤、语势缓冲和文化再定位等手段，有效防止译文落入消极联想或产生误解。

例3原文：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整合人口、就业、社保、民政、综治、维稳、信访等管理职能和服务资源。（《十二五规划纲要》）

译文1：주민의요구에따라인구,취업,사회보장,민정,종합거버넌스,안정유지,민원등관리기능과서비스자원을통합한다.(MT,Google)

译文2：...안정유지，신방（人民来信来访，대중이서신이나방문을통해정부기관등에상황을알림）등...(HT,官方译文)

在例子中，MT将具有文化与政治敏感度的术语“信访”译为“민원”。但“민원”在韩语语境常与“怨情”“上访”相关，带有负面色彩；且依据韩国《民愿处理相关法律》，民愿仅指个人向行政机关请求特定行政行为，与中国信访中“书信＋来访＋专门处置流程”的多维含义不符，造成语义收缩；同时，与其他正式术语并列时显得通俗，破坏官方语体。

HT采取三步调适：风险过滤—放弃“민원”，使用音译“신방”以避潜在负面联想；语势缓冲—括号中客观说明信访功能，维持官方语气；文化再定位—将说明置于括号，保持条款简洁，同时补偿跨文化信息。最终译为“신방(人民来信来访，대중이서신이나방문을통해정부기관등에상황을알림)”，通过“音译＋括注”完成敏感词处理。

译者在译后编辑阶段实现了“风险—语势—文化”的完整链条，其意识形态调适能力显现。正如Spivak（1992：313）与Lefevere(2016)所示，翻译始终携带政治，语言跨界即重新分配话语权。译者在周旋中既不自我审查，也不让语义硬着陆，使原文价值在目标语中稳妥落地，同时弥补机器在意识形态敏感度上的不足，保障读者理解与阅读体验。

5.结语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下，译者虽失去首译权，但主体性并未消解。译者由传统的整体创造转向语用纠错、文体修复与价值过滤等局部重塑。基于此，本文认为译者在机器译文基础上承担了“语言干预者、审美增值者、意识形态调适者”三重隐性角色。“语言干预者”保障信息精度，“审美增值者”弥补机器“情感扁平化”，“意识形态调适者”维护话语安全。译者正是在毫厘级语用调校、修辞鼓点与价值坐标的调音中嵌入专业判断与伦理担当，为跨语言沟通保留了不可替代的人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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