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中西文学的比较，目标不在于孰优孰劣的品评，而在于如何直面人对灵魂的最终归属的关切和对神对人永生盼望的期许，使人不再仅仅成为现世的过客和游魂，生命真正得到平安和喜乐。

一、中国作家作品的“忏悔”和“赎罪”意识

 “忏悔”与“救赎”是基督教文化特有的产物，“忏悔”是一种宗教仪式活动，忏悔者通过自身言行进行反思以期达到赎罪祈福的目的；而“救赎”则是指人类在道德上和精神上极度贫穷，从而失去了产业，成为了罪的奴隶(罗6：15-18)，但神通过他儿子的死亡为人类赎回了罪(哥前1：30)，当耶稣基督来临时他会恢复人的的产业，并给他们天国里的位置。

中国文化的主体是儒、道、释的混合，严格说是缺乏宗教信仰的，自然对“忏悔”陌生也漠然。鲁迅在《坟·我之节烈观》就指出：“中国从来不许忏悔，女子做事一错，补过无及，只好任其羞杀。”近代以来，也有许多学者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也论及“忏悔”一词，但由于上帝的缺席、原罪意识的缺失，究根结底只是人对人的忏悔，忏悔的深刻性和广泛性都不可能直抵人心。西方文化的介入，虽然让许多国人知道了基督和上帝，但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认识基督和上帝，更无从了解基督在人的“救赎”过程中的重大意义和使命，只能是通过理性的认知完成自我救赎。人们往往按照自己的理性去重塑上帝的形象，所以文学作品即便提及“忏悔”与“救赎”，也仅限于世俗意义上的理解和附会，而缺少了基督教深邃的内涵和永生的色彩。

1.鲁迅

鲁迅的宗教观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而有所改变，对宗教信仰虽没有全然反对，但始终是一种隔膜的状态。鲁迅认为人性是脆弱、善变和凶恶的，但在如何改变有罪的、败坏的人性方面，他主要依靠的仍然是人，即靠人自己揭穿一切假面，靠好人对坏人的思想、精神和灵魂进行改造。所以一旦发现那些贴着好人标签的人，也在谋算着“吃人”的事，他就惶惑和绝望起来。鲁迅的忏悔是民族的忏悔、阶级地忏悔、个人的忏悔，是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人的忏悔”，不是人面对神的认罪和悔改，缺乏对人的原罪在认识上的深刻性和彻底性。

2.巴金

也许是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加之封建大家庭的特殊性，巴金的原罪意识和忏悔意识明显地比一般国人强烈。一是渴望为上辈赎罪，二是为自己文革中的懦弱赎罪。尤其是《随想录》对人性的忏悔，已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个体弱点，而是由己度人，进行了历史反思和民族反思，达到了新的高度。巴金较鲁迅对基督教文化的认识更为深刻，已经认识到耶稣为信仰殉道的神圣性，指出“真正视死如归的勇士是不多见的。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布鲁诺上火柱……像这样毫不踌躇地为信仰牺牲生命的，古今来能有几人!”但是，卢梭、鲁迅、托尔斯泰对巴金的影响更其深远，仍然相信通过严格的道德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终能达到灵魂的净化和人格的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巴金几乎完全没有认识到基督的中保作用，以及在人神关系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3.海子

海子是一位被称作具有神性元素的诗人，作品不仅充满“上帝”“基督”“天堂”和“众神”这种神性色彩的词语，还有一些直接取材于《圣经》的诗作，出现了大量具有基督教文化色彩的意象，如十字架、太阳、火、永恒、博爱等等。他的史诗中的代表作是“太阳七部书”中的《土地》，带有明显的基督教文化色彩。

5.史铁生

史铁生因为残疾，对人的原罪导致的苦难有着极为深刻的思考，发现“无缘无故地受苦，才是人的根本处境”。这与约伯的境遇惊人地相似，约伯最终得到了上帝的垂怜和赦免，史铁生却恰恰看到依靠神的力量苦难的无法消解，所以人就应该享受自己人生的所有过程，无论快乐还是痛苦，并尽可能地使其变得精彩，从而完成对苦难的超越。这是一种以一己之力肩负人世苦难的自我式超越。他以人本的立场进入信仰，吸纳了基督教思想中的“创造论”的内容，而将“救赎论”和“末世论”忽略不计。这就从根本上否决了基督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二、西方作家作品的“忏悔”和“赎罪”意识

西方文化的主体原本是基督教文化，西方作家在“忏悔”与“救赎”方面具有更为普遍的意识和更为有力的表现。

1. 雨果

《悲惨世界》藉着卞福汝主教和冉阿让爱的传递，改良这个充满邪恶和缺陷的世界，宣扬“善良必将胜利，上帝终将是胜利者。”雨果的哲学思想，突出了上帝的仁爱，而淡化了上帝的公义。冉阿让也有悔罪的心理，但较少涉及人的原罪。作品的天主教色彩，也不可能对基督有所阐述，基督为世人背负十字架的功效也就消解，上帝的存在主要由大主教体现。

 2. 狄更斯

“狄更斯主张消解陈式化的信仰仪规。他认为信仰方式可以自由选择，只要‘心中有主’，不用刻意渲染夸大信仰本身，希望对信仰保持一种自然状态，提出宗教信仰的‘无意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圣经》基础上的，尤其是耶稣对小孩子的纯真无邪的肯定，奠基了他自己的基督教伦理道德观。狄更斯总是将儿童身上的天真和善良赋予他笔下的众多正面人物，使其以纯真善良的品德赢得他人的尊敬和人生的福报。这种以儿童的眼光看世界的方法，也会使他的作品总是带有一种童话的色彩，美丽却不真实。

 3. 托尔斯泰   

《复活》中玛丝洛娃由于聂赫留道夫“爱”的感召，对自己堕落的生活有所悔悟，并与旧生活彻底决裂。她甚至基于对聂赫留道夫的爱不愿意破坏他的正常生活，打算嫁给政治犯开始新的生活。相形之下，聂赫留道夫的复活反而显得更为彻底，他在《福音书》中找到了关于生命的意义：要永远的爱人和宽恕人，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

4.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氏创造了“上帝式”的人，即人格趋向于“上帝”式的自我宽慰绝望的人们，如《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阿辽沙，虽然显得苍白无力，毕竟也是一线希望之光。

《罪与罚》描述了有罪之人面对“罪”的不自知和不悔改的误区，无辜者和受难者索尼娅却对“罪”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理解，所以尽管背负着罪的十字架，生活得却比拉斯柯尔尼科夫自在和安然，小说结尾处，拉斯柯尔尼科夫经历了西伯利亚十几个月的苦役后，在一个清晨，于《福音书》中找到了获得救赎的道路。

5. 夏洛蒂·勃朗特

《简·爱》多次使用《圣经》中的意象，寓意主人公的未来命运，告诫人们：如果违背上帝的诫命，将会受到惩罚。这里难能可贵的是强调了上帝的的律法，即使读者同情并理解罗切斯特的特殊处境，但也不能犯重婚罪，否则将会为自己的“罪”附上相应的代价。

三、中西文化背景下“忏悔”和“赎罪”意识的异同比较

本文不仅指出中西宗教观的异同，深化了对基督教“原罪”“忏悔”“救赎”说的理解，归正了对基督教教义的误读；还从世界文学的视角出发，阐明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在信仰问题上共存的偏离和误区：把基督的爱简单化为一种善行和良知的福音，一种没有救赎的福音，对其差异归纳为以下几点：

1. 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中的“忏悔”和“救赎”概念的同源性：均来自《圣经》。

    孔子所言的“吾日三省吾身”，孟子的“独善其身”讲的是人自身的理性可以认识错误、避免恶行，相信人的主体意识。近代以来，西学渐进，国人开始熟悉并使用“忏悔”一词，特别是巴金的《忏悔录》，掀起一股忏悔热潮。西方作家有基督教文化背景，对“救赎”也不陌生，但是冷静观察分析就会发现，真正宗教意义上的正确的“救赎论”少而又少。

2. 中西文化“忏悔”渊源的不同：前者是“光明意识”，后者是“幽暗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光明意识”，相信人皆有赤子之心和良知，相信人的理性的自觉和省察，相信通过自身的努力就可以成圣，而人之所以堕落污秽是受环境影响，所以只要避免外部世界的不良影响，凭本心行事，人皆可成尧舜。

    基督教文化中的“幽暗意识”，明确了人的原罪带来的无法避免的恶果，让人时时警醒，远离骄傲，在对人性的绝望中建立律法，借助信仰忏悔罪恶，在基督里靠神的恩典完成救赎。西方文化的“罪感文化”的本质，对人性持否定的态度，它使得作家往往对人的肉身带来的“罪”有更清醒、更自觉的认识，也更关注人的“忏悔”基础上的“救赎”，只是在救赎道路的选择上分道扬镳而已。

3. 中西文化“忏悔”基础的不同：前者是理性思维、哲学之思，后者是神性思维、终极之思。

中国传统文化严格意义上讲，是不存在宗教信仰的。中国人是把伦理作为道

德，西方则是把宗教作为道德的。所以，中国的忏悔是基于良心的谴责和负疚，不同于西方式的忏悔，是源于对永生的盼望而产生的忧惧，即因“罪”而堕入地狱。

4. 解析中西文化“忏悔”方式的不同：前者是忏悔者面向社会，后者是面向上帝。

正是由于中国人出于道德的原因忏悔，所以他认为负疚的对象是现世中具体

形象的的朋友、家人、亲族或社会；西方人受基督教的影响，认为忏悔是因为自己的过失和罪恶，导致的人神关系的败坏，必须向神悔罪。

5. 揭示中西文化“救赎”途径的不同：前者是通过良知和行善自救，后者是通过基督代赎。

中国文化对人的自信和肯定，自然相信人天生具有的良善和仁慈，人就可以

通过自我激励和道德修行完成自救；而西方同样基于基督教文化传统，明白每一个世人都是有罪和软弱的，没有能力自救，只能依靠基督的宝血洁净自己，因神称义，完成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救赎。

结语

本文通过对中西方文学和文化的理解和感悟，尽可能还原作品的本真状态，更主要的在于对人的灵魂的归属和去向进行的有益探察。历史上，无论是儒家的入世思想，还是道家的出世思想，或是佛教的超脱思想，虽不乏人文情怀，却并没有满足人长久以来对永恒和超越的孜孜追求，对个体灵魂的创痛也缺乏应有的关怀。超拔和独立于现世而不是沉沦和漠然，文学除了表现时代的宏大叙事外，是否应该更关注向终极之思发问。

    历经各种患难之后的国人，除了理性地分析和归纳其社会原因外，可否更多地能够像巴金一样，从人性的本源进行追本溯源的深度思考，多一些回顾反思，多一些忏悔意识，以律法度量人性之恶，使所有的恶行赤裸裸地暴露于天光之下，让国人时时防范其重新的滋生和蔓延，从而彻底地杜绝悲剧重演，也同时彻底疗治和救赎那些曾经重重地跌倒过、幽暗过、丑陋过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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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莉（1964年5月—），女，汉族，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